历经13年辛苦编撰，《江苏历代方志全书》近日在南京首发。这一全国体量最大的省域旧志整理工程，是我国对古籍保护利用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的缩影。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今年以来，“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还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新华社记者近期在多地调研，探寻古籍保护利用在新时代如何温“故”知“新”。

让沉寂的典籍“动”起来

走进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阅览室，香樟木的味道让人宁心静气。打开书柜，一册册线装书籍排列整齐。

如今，借助数字化技术，随时随地查阅古籍早已不是难事。2016年9月，“中华古籍资源库”开通运行，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数字资源10万部（件），查阅近乎“零门槛”。

2021年以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发了中文古籍光学字符识别(OCR)系统，点校整理古籍的效率大幅提高。

“从卷帙浩繁的古籍中找资料耗时耗力，最大程度发挥文献价值，数字化工作还要加快。”陕师大图书馆馆长沙武田教授说。

古籍修复师武栋在陕西师范大学纸质文献修复与保护研究室里修复古籍。新华社记者 蔡馨逸 摄

技术赋能，珍贵的不可再生文物不仅可以永驻云端，甚至可以“七十二变”。

一幅横向流动的《千里江山图》上，标注了“涑水”“濂溪”“玉山”等地名，数百个衣袂飘飘的儒生正在“赶路”。他们从一地挪到另一地的轨迹，代表其求学历程和所属学派。这是北京大学可视化与可视计算实验室学生马源等向首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作品展”提交的展品——用JavaScript完成的H5习作，取名为“宋元学案传承可视化系统”。

“如果不是专业研究，几乎没人会有兴趣翻阅《宋元学案》这样的大部头。我们想通过类游戏界面，吸引年轻人了解古籍。”马源说。

技术赋能，古籍不仅能像游戏一样动起来，更能让研究者如虎添翼。

打开浙江大学“智慧古籍平台”，点击文中的陌生地名，地理定位立即跳出；点击年号、干支等传统纪年，对应的现代公历日期立即换算；遇到古代官职、典故及疑难词语，后台工具书随即关联、显示。

“智能技术支持下的古典文献研究，是未来古籍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有助于培养跨学科人才，推动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共享的文化资源。”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徐永明教授介绍说。

浙江大学“智慧古籍平台”网页截图。（受访者提供）

让冷门绝学“热”出圈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的热播，带火了南京图书馆的沈燮元老先生——一位99岁高龄，仍然每天要工作八九个小时的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面对突如其来的“人气”，老先生一时还颇难适应。

沈燮元在办公室对《士礼居题跋》书稿进行二校。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沈燮元曾是《中国古籍善本目录》的子部主编，也是慧眼如炬的版本鉴定专家。在南图几十年，沈燮元采购数千种古籍善本，“镇馆之宝”十大珍品古籍中有两部都是他买回的。

如今，这位九旬老翁，仍在争分夺秒。不久前，沈燮元完成了八十多万字的《士礼居题跋》，这本书囊括了他从世界各地搜集到的800多个书影，以及新发现的数十则“黄跋”。接下来，他还要整理黄丕烈诗文集和年谱。

近年来，许多古籍研究者的事迹“火”起来。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李德静抢救翻译并整理东巴古籍；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等人修复《永乐大典》；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涌泉将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敦煌碎片残卷进行拼接、缀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在抖音、B站等社交平台，围绕这些古籍展开二次创作，让冷门题材有了“破圈”的热度。

作为沈燮元的后辈，南图的年轻人也在创新。从2020年暑假起，该馆历史文献部馆员韩超、史星宇，把清代《随园食单》里的文字“翻译”成一道道活色生香的菜肴，梨炒鸡、猪里肉、蒋侍郎豆腐等等，吸引人们在线“催更”。

“吃货眼中的古籍别有魅力。”史星宇说，例如，南宋时期以菜蔬食谱为主的《山家清供》，适宜当下的轻食爱好者；清代《食宪鸿秘》中的食谱侧重养生，适合当下爱泡枸杞的“养生咖”。

古籍经典正引发新的关注，激荡着更多青年的灵感。

让千年古籍“典”亮未来

今年4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办的“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上线，其中“高迁数字记忆”项目受到关注。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高迁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历代书香传承。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冯惠玲教授研究团队挖掘散落的家谱和地方志，编纂了10个具有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故事，围绕传统村落文化精神采集多媒体，构建了一个古村落文化的数字化全景。

“从平面阅读到数字空间阅读，传统文献学也要进行数字转型，借助各种媒介增强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和感知。”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教研室主任梁继红说。

面向未来，千年典藏承担新使命，面临新课题。

——培养更多跨界人才。

医学著作《本草纲目》至今仍是中医案头必备，百科全书《天工开物》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中国古籍拥有庞大且复杂的知识体系，有丰富治理经验，也包含中药、养生、服饰、饮食等生活智慧。

“古籍研究、保护缺人才，更缺跨界人才。”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学生杜怡然等人建议，加快整合相关学科资源，打破研究壁垒，培养古籍事业的综合性人才。

——进一步打破资源封闭。

过去，不同典藏机构“井水不犯河水”。如今，古籍数字化、公共化不仅惠及社会，更能促进传承。

徐永明希望“智慧古籍平台”能改变古籍整理个体作业的范式，让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在线合作。“《全明诗》《全明文》这样浩大的工程，按传统模式，我们这一代人很难看到它完成，利用众包技术才有希望。”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珍藏的古籍善本。（受访者提供）

——更大范围共享。

近年来，一批散落海外的中国古籍实现数字化回归。例如四川大学、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机构合作开展“汉典重光”项目，首批即完成20万页古籍的数字化、公共化工作。

“不仅整理国故，而且古为今用，要让更多中国古籍走进大众视野，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互鉴。”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专家委员会主任周天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