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71周年纪念日。

从2014年至2021年，中韩双方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本着友好协商、务实合作的精神，连续8年成功交接825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退役军人事务部牵头军地有关部门，为前七批归国安葬的所有在韩志愿军烈士建立了烈士遗骸DNA数据库，通过查找对照遗物、查找史料档案、生物信息技术对比等方式为多名烈士确认身份找到亲属。

本文通过采访退役军人事务工作者、科研专家、学者、发掘亲历者、驻韩记者等人，揭秘韩国烈士遗骸搜寻鉴定机构运转的体制机制和发掘鉴定的幕后故事，讲述目前中国在烈士遗骸搜寻鉴定领域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技术突破，展望了我国烈士遗骸搜寻鉴定工作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些工作启示和建议。

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移交已成惯例

22岁的柳彬正在韩国服兵役，军衔兵长。记者电话联系上他时，他刚参加了今年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的发掘工作。

每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纪念日，韩国都会启动为期两个月的遗骸发掘行动，这项工作从2013年开始至今从未间断。参加这项浩大工程的除了有考古、历史、人类学、鉴定等方面的专家外，还有成千上万像柳彬这样的现役军人。

每年的发掘任务都会动员发掘区域周边的部队轮流参加，士兵可以根据训练计划自愿申请。柳彬曾在中国留学，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今年6月底他和12名战友自愿申请参加发掘行动。

“最多时一座山有超过2000人同时展开发掘工作。”柳彬告诉记者，所有参与发掘的军人都要接受关于现场保护、遗骸辨认以及考古工具使用等内容的培训才能开始工作。

韩国一年一度的发掘工作由隶属于韩国国防部的遗骸发掘鉴识团主导。发掘前，遗骨位置调查组根据战史资料和参战者、附近居民口述，并结合战争遗留物将发生过战斗的地方用经纬度在地图上标出一个个方形区域，确定发掘地点后再向当地行政部门和土地所有者提出申请。随后，许多配属的发掘部队将会按照分工在专家指导下进行发掘。

2021年7月6日，柳彬和战友们在连续工作第9天后终于发掘出了一段人体腿骨。“在移交给现场遗骸恢复组前，我们几乎拼出了这位军人的骨架轮廓。”但最让柳彬关注的还是遗骸脚骨遗留鞋底上的汉字和特殊花纹，由此他们判定这是中国军人。

显忠院，位于韩国首尔市冠岳山山麓。这里三面环山，是韩国国立军人墓地，也是韩国国防部遗骸发掘鉴识团驻地。步入发掘鉴识团大门，右侧石碑上镌刻着该团团训——“让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柳彬发掘到的遗骸和遗物最终被送到了这里完成后续鉴定工作。

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的一项课题研究显示，2000年，韩国国防部筹划开展烈士遗骸搜寻发掘工作。2007年1月1日颁布《国防部遗骸发掘鉴识团令》，正式设立遗骸发掘鉴识团。随后10多年时间，韩国先后修订颁布多项法律或规定。记者了解到，法律赋予了遗骸发掘鉴识团制定和实施发掘朝鲜战争中阵亡韩军遗骸的中长期计划，调查、确认和发掘遗骸，遗骸身份确认及遗属确认以及收集、保存和管理遗骸发掘资料等职责。遗骸发掘鉴识团下设计划运营课（处）、调查发掘课（处）、身份确认课（处）、监察室和支援大队等5个部门。经过近20年发展，该机构在遗骸发掘鉴定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工作体系及完备的制度机制，更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员。

9月1日上午，在韩国仁川市一处部队驻地的临时安置场所，人民日报驻韩国记者张悦有幸见证了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整个装殓过程。

“韩方严谨的工作态度、专业的操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张悦告诉记者，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每块烈士遗骸用以棉、茧做成的高丽纸悉心包裹后放入木质棺椁，并在棺椁外摆上鲜花。每件遗物被认真清理，编号登记。工作人员的每个流程和操作都有着具体的要求。

韩方专家Im Nahyok博士参与了全部八个批次的志愿军烈士遗骸鉴定和交接工作。她所在的负责确认遗骸身份的中央鉴识所由考古学、人类学和生物学等相关专业硕士学历以上人员组成。

2014年至2021年，中韩双方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本着友好协商、务实合作的精神，连续八年成功交接八批共825位烈士遗骸。“今后在韩发掘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韩国将继续移交给中国，这已经成为惯例。”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主任李中水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还将继续深化与韩方的合作交流，积极推进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保护相关工作，继续做好志愿军烈士遗骸例行交接迎回相关工作。

辽宁省社科院朝鲜韩国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吕超表示，中韩连续八年合作开展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工作，表现出韩方最大的善意和对志愿军烈士充分的尊重和礼仪，其政治意义在于不仅促进了中韩两国的友好关系和两国民众之间的友好感情，对于当前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局势也有现实意义。

遗骸鉴定核心技术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新蔡县佛阁寺镇展吴庄村，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东南135公里。

展吴庄村是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展志忠的老家。随着展志忠的遗骸归国的，有一枚编号为CHN-626刻有“展志忠”的印章。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等军地有关方面通过查找史料和档案记录，结合烈士牺牲时间、作战地点、遗骸发掘位置等因素，筛查出431位烈士名单，直辖市、自治区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共同协助摸排烈士亲属，组织333位烈士亲属参与DNA信息采集和鉴定比对，军地单位包括3名院士在内的10余位专家进行评审论证，最终展志忠等4位烈士身份和亲缘关系得到确认。

展志忠烈士的遗物和印章

“用DNA等技术手段确定烈士身份和亲属情况是烈士褒扬工作的新领域、新突破。”李中水告诉记者，这是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组建以来，首次承担烈士遗骸鉴定比对工作。烈士遗骸身份认定是一项极为复杂且严谨的工作。任务团队克服时间久远、资料缺、亲缘关系远等困难，用较短时间成功确认烈士身份，验证了烈士遗骸鉴定比对路径的可行性。

2020年4月16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遗骸搜寻鉴定中心）正式成立，烈士遗骸搜寻鉴定、烈士事迹和遗物收集整理是其主要职责之一。

据记者了解，目前退役军人事务部牵头军地有关单位，已经完成了对已迎回的志愿军烈士遗骸DNA信息采集，建立了志愿军烈士遗骸DNA数据库，翻译完成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外文资料，并对数千件烈士遗物清点整理，全部建立电子化档案。

下一步遗骸搜寻鉴定中心将建立烈士遗骸DNA数据库和烈士家属DNA数据库，并通过两个数据库DNA信息比对，争取让更多烈士找到亲人。没有比对成功的，将在公安部DNA数据库中进一步比对。同时，通过遗物等线索，继续为其他无名英烈开展寻亲活动。

2015年1月，国家启动“忠骨计划”，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升启和他的团队受领任务，开始着手建立“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DNA数据库”。

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DNA数据库

王升启告诉记者，志愿军烈士遗骸鉴定需要攻克两大难题：一是烈士遗骸因年代久远加上掩埋条件差，遗骸降解程度十分严重，给DNA提取带来很大困难。二是志愿军烈士牺牲时大多没有后代，父母兄妹健在的也很少，主要依靠远亲DNA进行比对，开展复杂亲缘关系鉴定。这是国际上两大公认的技术难题。

“总体水平国际先进，部分技术国际首创。”经过多年努力攻关，王升启团队突破陈旧遗骸DNA提取成功率低、抑制剂高、时间长等核心技术瓶颈，最快可以在6小时内完成遗骸DNA提取工作，提取成功率可以达到95%以上。

制度体系亟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9月17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北京的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在这里，王升启和团队成员正在进行赴沈阳开展第八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DNA采样的前期准备工作。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王升启团队正在开展DNA鉴定工作。军事医学研究院 供图

“联合军地优势单位和资源组建国家烈士遗骸DNA鉴定等专门机构，系统地常态化开展失踪烈士和亲属基础信息库、DNA数据库建设和认亲比对工作，尽最大努力‘让每一位无名烈士有名’。”王升启说，当前世界上美国、韩国、日本、越南、欧洲等国家和地区都相继设立了专门的遗骸发掘鉴定机构。为了推动国家烈士遗骸发掘鉴定机构的建立，这些年有关部门一直在努力。

“尽快推进建立亲属DNA数据库，与时间赛跑，这项工作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王升启表示，亲属DNA数据库与烈士DNA数据库同等重要，他建议尽快抢救性采集烈士近亲DNA样本，提高认亲比对成功率、准确性和效率。他还建议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包括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公安、医疗卫生系统等多部门联合发力，让更多的烈士遗属、亲属进行采样。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王升启团队正在开展DNA鉴定工作。军事医学研究院 供图

王升启坦言，规模化开展烈士DNA数据库建设和认亲比对在我国尚属首次，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无论在专门机构、专职人员、技术标准以及法律法规方面都有较大差距，无法很好地满足系统化、规模化及常态化开展烈士DNA数据库建设和认亲比对工作的任务需求。

“烈士寻亲，这是国家的姿态，也是对军人的承诺，无论你在哪里，国家都有责任把你带回家。”辽宁省社科院朝鲜韩国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吕超表示，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人民对英烈的敬重永远都不应改变。用现代科技手段为70年前牺牲的烈士英灵寻找亲属，为烈属寻找英烈遗骸，这是人民对烈士的缅怀崇敬和对烈士亲属的敬重安慰，也彰显了一个大国和政党的担当。

李中水告诉记者，韩国关于烈士遗骸发掘鉴定拥有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但韩国立法是基于“对本国有功者”的搜寻发掘鉴定，对志愿军烈士遗骸属于被动发掘状态。

近年来，中韩两国在志愿军烈士遗骸发掘、鉴定、交接工作中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但我国烈士遗骸搜寻鉴定工作起步较晚、底子薄，发掘鉴定工作经验较为缺乏，需要加大交流合作力度来学习借鉴经验，同时要加强基础研究，掌握先进经验，提升工作能力，为长期开展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保护工作打好基础。

据了解，韩国的搜寻鉴定队伍主要依托军方组建，业务部门均隶属于国防部，硬件先进、人员齐备、专业覆盖面广。而我国无论在专门机构、专职人员、技术标准以及法律法规方面都有很大差距。李中水建议，我国可以充分发挥国内军地有关单位及高校科研院所优势，借智借力推动组建搜寻发掘鉴定等专业队伍平台。

李中水介绍说，我国可以按照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方式逐步制定颁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相关法律和法规，要积极争取尽早将烈士遗骸搜寻发掘工作纳入制度建设总体框架，明确遗骸搜寻发掘任务规划、体系建设、工作标准等，建立全国统一的规范化发掘保护规程体系，让更多志愿军烈士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