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大队”的故事被拍摄成电影《三大队》之前，它已经作为一个传说，在业界流传多年。在演员张译的记忆里，“三大队”的故事他一直有所耳闻，“知道这个故事很好，但没有具体的概念。”直到去年春节，影片监制陈思诚找到他，一起看了这个剧本，他当下就被故事所吸引，被故事中程兵这个角色所吸引。

电影《三大队》根据纪实文学改编，讲述了刑侦大队队长程兵带领的三大队在办理一起恶性案件的过程中导致嫌犯之一意外死亡，被判入狱，出狱后，他依然坚持以普通人的身份追踪在逃嫌犯的故事。

《三大队》自12月2日开启点映以来，主人公程兵12年跨越七省万里追凶，虽然脱下警服却未曾放下初心和责任的故事打动了无数人，张译再次为大银幕前的观众献上了自己真挚而深情的表演，获得了观众的高度评价。

面对观众们的赞赏，张译在感激的同时，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来自演员这份职业的自豪与骄傲。

“有幸参与创作了一部有社会价值的、有温度的文艺作品，我觉得很骄傲”

从艺多年，张译多次饰演过警察角色，在他看来，此前饰演的警察可能有被诬陷、被黑恶势力报复，或者经历战友的离世、家庭的变故，但角色的命运没有发生质的改变。而《三大队》里的程兵跟以往角色不同的是，在经历巨大变化后，他从根本上来说已经不是警察了。这个命运的变化，对于一个如此热爱这份职业的人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故事要讲的是，当你没有警察这个身份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去继续把这件事做完，这是跟过去警察角色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张译说。

张译记得他曾经看到的一个视频。视频里有一只小母猫拼命要爬到一个楼梯上，越过一段非常宽的距离，从高空中跳到对面的屋顶。它跳了很多次，每次都失败，翻着跟头摔到地上，然后一瘸一拐地爬起来，继续往上冲。

“这个母猫之所以一定要跑过去，是因为它的孩子在对面的房顶上下不来，它老能听见那个小猫的叫声。程兵的行为也是这个逻辑，他心里永远能听见这种声音，一是来自于12年前他亲手经办的案件中的受害人；二是来自于他对当年受害人家属的一句承诺，说5天破案，但他没有完成；还有一个是他的师父老张的离世。我觉得老张离世这件事对他来讲并不简简单单的是师父离世这么简单，他的师父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他曾经的这身警察的制服，他曾经的这份警察的责任。虽然你的身份不再是警察了，但你还要面对自己曾经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的初心。”在张译看来，程兵就像那只拼命要跳过深渊的猫，“尽管他很弱小，他在茫茫人海中显得那么孤独、那么脆弱，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也有想要放弃的时候，但他最终还是把这件事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是他特别吸引我的地方。”

有人称张译是“老戏骨”，他直言不敢当。面对程兵这个角色，他满怀虔敬，在表演上反复琢磨，只为能够走进人物内心。张译说，在《三大队》的表演中，有两场戏极具挑战性。

一是电影结尾的长镜头，程兵从公安局敬完礼后转身出来，遇见了老战友的幻像，他一个人呆立街头，不知所措。张译说，直至现在，他仍然没想明白程兵当时在想什么，自己当时在想什么，“我们开始拍的头几条，我一见到那个幻像就抑制不住地流眼泪。但是怎么都觉得不对，似乎不该那么饱满，后来又发现也不应该拿情绪是否饱满这件事来衡量此时此刻的表演。”

他分析人物的境况——12年的追凶画上了句号，程兵的惯性已经形成了，他怎么踩急刹车？他已经脱离了时代，他现在需要反应的事情太多了，他的CPU烧坏了。“后来我才明白，也许他这个时候是真空的，甚至真空的间隙，他会有一点点的失落。我们之所以要设计这样一个背影，让他最后远离，让他沉浸在烟火人间，就是我们在告诉他，你该回来了。”

另一场戏发生在小公园里，程兵得知他曾经的狱友阿哲牺牲了，他走到路边突然看见了一面破碎的镜子，照见了自己破碎的脸，他惨叫了一声，走进了小公园，他的目光忽然被一些肥皂泡泡吸引，他看见了草地上幸福的一家三口，看见了正在翩翩起舞的晨练的人们，看到了年轻人在玩滑板，看到周边的世界如此美好和温暖，然后他忽然想到自己原来一事无成。他的手抑制不住地松开了自己并不沉重的行囊，然后突然弯下身，心口像堵了一块石头，开始想要给手机里的一个人发一条短信，说“我找不动了”。

这条短信应该发给谁，张译斟酌了很久，他觉得应该是一个程兵最信任的人，比如三大队的几个兄弟，或者是二大队以前的队长杨剑涛，但想来想去都不对。他越是进入程兵的内心世界，就越是不清楚应该跟谁讲这么重要的一句话。原本设想的表演是这场戏要克制一点，不要再哭了，没想到他刚坐在地上就开始掉眼泪，摄影机把这个过程全部记录了下来，也成了最终呈现在观众眼前的画面。张译说，也就是在那一刻，他知道了短信应该发给谁，“12年，这个孤勇者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他几乎与世隔绝，他到最危难的时候，连一句‘我找不动了’这样的话都不知道该说给谁听，这是极致的孤独。后来我们就发现这道题终于找到了答案，现在看来观众也比较喜欢这样的处理。”

《三大队》的路演中，有一场是警察和警察家属的专场，看完影片后，一些老警察站起来流着泪跟主创讲了很多掏心掏肺的话，张译深受触动。他发现，《三大队》可以让从过警的人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和人生，也可以让他们获得家属的谅解，他们会因此把自己对家属感到亏欠的话，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能够让当警察的人觉得自己无怨无悔，让他们发现原来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是理解他们的，发现被别人理解是一件多么温暖的事；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也能让老百姓知道当警察的不容易。“我有幸参与创作了一部有社会价值的、有温度的文艺作品，我觉得很骄傲。”张译说。

“始终对自己的能力保持质疑，对表演艺术保持敬畏之心”

《三大队》自开启点映以来，许多观众看完影片后对张译的表演赞不绝口，有的观众说“张译演技封神”。对此，张译说，“我挺恐惧这个的，因为我自己清楚自己几斤几两。”

他始终保持着谦卑，与记者的对话过程中，眼帘微微低垂，聊到观众对他的喜爱，他微笑着轻轻摇头。他认为，表演好和人设好、故事好是密不可分的。“你在一个有营养的剧本当中，你又演了一个讨巧的角色，然后你又有一个这么好的团队去帮衬着你、呵护着你，你不去认真地面对它，就真的说不过去。这是我们这个职业的操守，也是我给自己定的一个规矩。”

这些年，不论在大银幕还是小屏幕上，张译都为观众诠释了无数个动人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殊于他者，独具魅力。如何在拿到一个角色的时候迅速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对于自己的表演，张译总结为两条路径。

“进入一个角色的内心世界，就像要进入一个房间。当你掏出无数把钥匙发现打不开门锁的时候，就要换一种方式，比如把这扇门踹开，或者给它撬开，我觉得这不是旁门左道，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说如何推开这扇门，而是给观众呈现出我们在这个房间里。拿钥匙能开门，这叫做表演的体验派；打不开门跳窗户或者撬门、踹门，这就叫做技术派。所以表演的两大门派我是能用啥尽量用啥，当然用得都不精，反正连滚带爬地都尝试着。”

在张译看来，表演是一门学科，既要活到老学到老，同时也需要生活的磨砺。“观众审美提高的速度远比你业务能力进步得快，所以还是要继续学，不管是向生活学习，还是用书本来学习，不管是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还是学习表演上的业务，这些都是不能间断的。”张译说，“很幸运的是演员有时候会接触到一些非常有营养的作品，比如说像《三大队》这样的作品，从獈义的角度来看，作为演员来讲，它对于我的个人修养是有帮助的，演完之后，我可能在面对一些难题的时候会多加一味执着；从广义上来讲，它会影响更多观众，就具有了社会价值。”

即使已经成为国内各大电影节“影帝”、电视节“视帝”，张译说，他仍然时常感受到本领恐慌，始终对自己的能力保持质疑，对表演艺术保持着敬畏之心。

“随着你参与创作的作品数量的累积，你演过的角色类型、角色身份、角色性格也越来越多样，当你面对一个新接手的作品的时候，你肯定首先要排除掉你所有以往用过的招数，想想自己怎么能给这个作品带来不一样的东西。就好像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叫《四大队》的作品找过来了，他跟程兵很像，这个角色很好，故事很好，也有很好的社会价值可以预期，那你接还是不接？这里边最大的挑战在于你如何把他和程兵区分开来，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是不敢接。”

越是优秀的演员，越是害怕被某一类题材或者角色定义，如何才能不断地用自己的表演给观众带来新鲜感，是张译一直以来从未间断思考的问题。之前张译看见过前辈葛优的一个采访，他也表达了同样的困惑——演了这么多作品之后，没有新的招术了，观众不接受了，怎么办？

对于葛优的体会，张译感同身受。对他来说，即便葛优这样的前辈也始终怀抱这样的忧患意识，作为晚辈的他更没有理由“躺平”。他提起葛优在《我和我的祖国》中饰演的那个短片，“葛优老师的表演得多好，我们行话叫筋道，你咋办？你照人家差那么远。”

张译说，“小时候选戏，天不怕地不怕，因为没演过几个戏，任何一个对你来讲都是新的，你只凭兴趣就好。现在是先问自己敢不敢，有没有这个能力，再说喜不喜欢，喜欢之后再看它的社会价值和价值观导向，而最后这一点也是我自己的底线，不应该跌破的底线。”

“演员的价值就是通过你自己完成的工作，给你的观众带来真诚的人物、精神上的享受、正确价值的传递”

从小热爱表演，几经周折，1997年考入北京战友话剧团，张译的演艺生涯并非一帆风顺。跑过很多龙套，走过许多坎坷，直到2006年春天，张译给电视剧《士兵突击》总导演康洪雷写了一封3000字的自荐信，语气诚恳，语调平缓，满腔诚意溢于纸上。康洪雷看完信，在回信中允诺：你来试试吧。张译顺利通过选拔，就这样，他演绎的史今让许多观众铭记至今。

从部队话剧团里籍籍无名的演员，到成长为一名家喻户晓、备受观众喜爱的演员，张译认为，这几年，表演的意义对他来说发生了巨大变化。“小时候只说喜欢，似乎是你可以变一个身份活在别人的面前，这有点像小时候想玩过家家、想玩捉迷藏的原始动机，就好像现在好多年轻人喜欢玩剧本杀这样的角色扮演游戏一样，我那时候也是刚20出头，看了一些很好玩的剧本，就觉得这些剧本的人生好有趣，我可不可以暂时性地活成他。后来就开始变得更实际一些了，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养家糊口，因为家里条件不好，读书的时候父母借了一些钱，就总想尽快地帮助家庭把这些外债都还上，那时候，表演成了一个谋生的工具。”

从电视剧《士兵突击》和《我的团长我的团》开始，表演对张译来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他开始思考，除了自己热爱表演这份工作以外，自己作为演员的社会价值是什么。

《士兵突击》和《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热播，引发了强烈的“自来水”效应，两部剧的剧迷投身参与了很多公益事业，直到今天仍在继续。比如他们在电视剧播出以后陆续开设了多所希望小学，再比如他们持续为抗战老兵捐款，这都让张译深为感动。而电影《亲爱的》引发的社会效果则更加明显，它真的促成了一些被拐卖的儿童和自己的原生家庭走到了一起。

电视剧《鸡毛飞上天》播出后，张译收到了一封来自一位服刑期满后出狱人员写给他的邮件。邮件上写道，在他服刑的最后半年，他和狱友们天天都能看到张译参与创作的《鸡毛飞上天》，许多狱友都在监狱里哭了，一方面，是对自己过去做的事情感到后悔，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戏帮助他重新找到了出狱后的人生方向。

这封邮件给张译带来了莫大的欣喜。他回忆，在他刚开始接触到《鸡毛飞上天》的剧本时，只是觉得剧本不错，万万没想到这个戏竟然让一个服刑人员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新的希望和计划。直到今天，每每想起这封邮件，他仍然感到非常开心。谈到这里，他的真诚和善意溢于言表，“我没见过他，我也没有再收到过他的邮件，我其实挺想有一天再收到他的邮件，他可能会告诉我写完那封信后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现在有了什么样的成绩，他的家庭怎么样，他的生活怎么样……从某个时候开始，我有意识地在选择作品时开始有所倾向，表演对于我来说不再是一个无意识的举动。演员的价值就是通过你自己完成的工作，给你的观众带来真诚的人物、精神上的享受、正确价值的传递。这是我现在认识到的表演的意义。”

张译说，如今他时常在跟自己合作的年轻演员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的影子，热爱这个行业，一腔热血，精力旺盛，有时候却有劲使不出。他总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演戏，前辈们就站在摄像机旁边盯着他看，看完之后冲他点手把他唤来，跟他耳语，刚才那场戏如果换一种方式是不是更好。

“我那时候也没什么想象力，我说啥方式，他就给你演，然后晚上收工，人家老同志直接就上走廊上把茶杯放好，把椅子都给你摆好，又把你点手唤来，‘来，小张过来坐，拿上剧本咱俩把明天的戏对一对。’没有人要求，不是导演的要求，不是制片人的要求，不是编剧的要求，就是他的自主行为。跟他对戏的时候他教你，你不是他的学生，你也不是他的亲属，他就是愿意教你，因为他把你教会了之后，你们明天的戏好看，整体这部戏也被人认可，我觉得这是我永远铭记的温暖，这是能够让这行业积极地健康地往前走的传帮带。”

张译说，到了这个年纪，他也愿意做一些这样的事。在每部戏的现场，他总觉得自己有一种天然的责任感，会不想看到因为某种原因，一部作品在某一个环节上留下一些遗憾。他希望任何一部戏不单单是自己饰演的这个角色好，而是整部戏都好。“戏好才是真的好。”张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