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3月20日下午，习近平主席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这是2013年3月他担任国家主席以来第9次访问俄罗斯。

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俄关系发展有着清晰的历史逻辑和强大的内生动力。如今，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格局正在为两国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为双方各自发展振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中国的母亲河长江与俄罗斯的母亲河伏尔加河，有许多相通之处——宽广的胸怀、坚韧的气质，都承载了本民族的光荣与悲壮、希冀与求索。如今，两条母亲河壮阔的波涛已“交融”在一起，“灌溉”着政治、经贸、文化的版图。

作为长江径流里程最长的省份，湖北与俄罗斯，有许多不得不说的故事……

去俄国种茶的湖北人

1893年，是清朝光绪年间。有个叫巴诺夫的俄国商人来到中国，想找个人去俄国帮他们种茶叶。

当时，茶叶已经是中俄之间的大宗商品，但俄国种茶叶是从清朝中期才开始，没多少经验，加上俄国常年气候寒冷，茶树难以存活。

武汉市江汉区的巴公房子曾是巴诺夫的住所

巴诺夫最终找到了汉口茶商刘峻周，这个人不同凡响。

从19世纪中期开始，汉口成了天下茶叶齐汇的大港口，江面停泊的茶船多时达两万五千只，茶商成百上千。这其中最有名的茶商就是刘峻周的汉家刘氏茶坊。汉口港的茶叶年交易量占全国的65%，其中刘家就占到了10%。

刘峻周

刘峻周接受了巴诺夫的邀请，带着9名技工、茶籽和几万株茶树，跟着巴诺夫到俄罗斯黑海沿岸的高加索地区种茶，并且成功了！

1897年，刘峻周回国，儿子刘泽荣5岁。刘峻周又带上妻儿和12名技工再次出发，继续他在俄国的种茶事业。刘峻周的事迹被广泛传播，以至于现在很多俄罗斯人还把茶叶称为“刘茶”。

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历史悠久。早在19世纪中期，就有俄国人到武汉来做茶叶生意。上世纪20年代的俄文教材里有一幅“中俄茶路桥梁舆图”，画的就是17世纪形成的“中俄万里茶道”。

中俄茶路桥梁舆图

在这幅图上，万里茶道被画成了一座长长的桥。桥的起点是武汉市汉口，尽头处指向了俄罗斯的莫斯科方向。借由这座“桥”，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早期，汉口的俄国茶叶贸易公司一度多达几十家。

然而受战争影响，20世纪上半叶，中俄万里茶道逐渐萧条，汉家刘氏茶坊走向沉寂。直到2006年，汉家刘氏茶坊第27代传人刘家国，决心重振汉家刘氏茶坊，于是辞去了公职下海经商。据刘家国的儿子刘泰杲回忆：“父亲母亲开了一个不到40平米的小店铺，变卖了很多东西，拿出了两百万资金，真的是孤注一掷！”

2015年，汉家刘氏茶再次挺进俄罗斯。公司先后在俄罗斯开设专卖店4家，加盟配送店50多家。

而借着“一带一路”倡议，赤壁的羊楼洞砖茶、金字招牌“黄鹤楼茶”等众多湖北名茶也走进了俄罗斯人民的家中。

2014年，湖北茶商复制百年前的砖茶送给俄罗斯总统普京

抗战时期 武汉上空的苏联“雄鹰”

说到援华空军，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美国飞虎队？陈纳德？

其实，早在飞虎队之前，有这样一支队伍，已经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与不可一世的日本空军展开了无比激烈的空中厮杀，他们就是苏联空军志愿队。

苏联空军志愿队

1938年，在“2·18”“4·29”“5·31”三次武汉空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和中国空军一道，先后击落日机40余架，牺牲了100多人，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妄想“掌握制空权”的图谋。

为了纪念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1956年，经湖北省政府批准，15名苏联空军烈士墓从汉口陈怀民路万国公墓迁移到解放公园内。苏军志愿队烈士墓的整体设计重任落在了著名建筑学家、武汉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黄康宇身上，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创始人之一张良皋负责具体施工设计。

张良皋老人（左）、黄康宇老人（右）

满怀着崇敬、感激之情，黄康宇和张良皋投入到烈士墓的设计、施工中去。黄康宇最初希望将纪念坛设计成苏联风格的圆顶式建筑，坛里展示文字和图片，展现烈士的音容笑貌。但墓碑和墓台建成后，由于经费实在紧张，纪念坛的设计和施工不得不停下来，最初图纸的穹顶设计一直未能完成。

烈士墓设计方案回忆图

苏联空军烈士墓，现位于武汉解放公园内

现在再去看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方锥体的纪念碑，碑头指向天空，表明他们是天空中的烈士，碑前有一个大花坛，内用红继木栽植了一颗硕大的五角星图案，周围环绕的是60余株龙柏、雪松等常绿树种，如同列兵一样守卫着英烈。

后来，在记者谌达军等人的奔走采访中，又有四位烈士后人被找到，还梳理出了两百多位烈士的详细档案信息，此外，还发现了在武汉牺牲的14位苏联空军志愿队成员。2015年，这14位新确认的苏军烈士姓名被增刻到解放公园的烈士墓碑上供后人凭吊。

几十年过去了，武汉上空的硝烟早已散去，墓碑无言指苍穹。正义之剑、鹰击长空的故事将被永远铭记！

这个俄罗斯人的墓碑上，刻着武汉长江大桥

苏联曾援助新中国156个工业项目，其中7个重点项目在武汉，包括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桥”的武汉长江大桥。

新中国成立第二年，修建长江大桥的计划就提上了日程。几千年来没有桥的长江，迎来了“天堑变通途”的憧憬。

武汉长江大桥 图源：摄图网

在大桥的设计施工阶段阶段，苏联专家组28名成员提供了大量指导，组长西林更是在大桥建设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苏联派出的帮助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专家西林（右一）

1948年就来到中国的西林，此前已经在北方抢修和架设了一座又一座桥梁。然而，要想实现“天堑变通途”，在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绝非易事，尤其是在最为关键的桥基建设上遇到了难题。当时，世界通行做法是气压沉箱法，传承已有百年，但长江水势湍急、施工水深达到气压上限，既耽误时间又危及工人生命，老方法碰到了新问题。

为此，西林大胆提出用“管柱钻孔法”代替“气压沉箱法”，将桥梁建设从水下施工变为水上施工，这一世界先进施工方法使长江大桥缩短至两年零一个月，提前两年完工，于1957年成功通车。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西林为大桥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在长年累月的户外工作中，恶劣的环境使他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住院期间又恰巧是大桥施工的紧张阶段，于是，他毅然搬回了工地。

在整个大桥建设过程中，像西林这样的苏联专家们的敬业精神让中国的建设者们深感敬佩。让曾任中铁大桥局副总工程师的刘长元老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苏联专家西瓦乔夫，7号墩打桩的时候，有一些桩经不起锤击容易开裂，为了现场攻关，负责这个桥墩的西瓦乔夫每天乘着小船早出晚归。

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后，西林和其他苏联专家曾多次来过中国。1993年5月，西林率代表团来中国考察斜拉桥的建设，并在武汉度过了他80岁的生日。那个时候，武汉长江二桥正在建设中，西林还特地去工地看了看。

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墩的纪念碑上，用铜字铸着西林等前苏联专家的功绩；而远在千里之外的莫斯科卡涅特尼科夫墓园里，一座黑色花岗石墓碑的背面镌刻着西林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作品——武汉长江大桥的图案。

西林墓碑背面刻印的武汉长江大桥图案

红钢城的不老“喀秋莎”

武汉市青山区，曾住着一位俄罗斯老太太，她曾是武汉市唯一的俄罗斯裔中国公民。

她的俄文名字叫伊利娜·亚克利夫娜·契尔特柯娃，中国名字叫李淑范。

2017年，李淑范（左五）和社区舞蹈队同伴们在一起

1926年李淑范出生在圣彼得堡。在一次校园舞会上，23岁的她认识了中国留学生邱永言，两人坠入爱河，1950年李淑范义无反顾跟随邱永言来到了中国。

1953年，李淑范与中南地区所有俄文翻译一起来到武汉，为当时筹建武钢的苏联专家做专职翻译，从此开始了她与第二故乡江城的不解情缘。

2017年，李淑范接受湖北之声采访

2017年，湖北之声记者采访李淑范老人。据她回忆：“我还记得，刚开始先考察不是在东湖嘛，专家来了之后就说东湖的水不行，它是死水，那就污染了。因为钢铁工业必须要流水，这样来考察在长江，这就到青山，武钢落地在红钢城。”钢厂落户武汉，是苏联专家考察后提出的建议。武钢从厂区、生活区布局到主体工艺确定，基本整体复制新西伯利亚工业区模式，代表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俄罗斯民族能歌善舞，李淑范也不例外。她喜欢唱歌跳舞，退休后就和社区里的姐妹们组织了舞蹈队。最喜欢唱的歌就是大家都熟悉的苏联民歌《喀秋莎》，街坊们都亲切地叫她不老的“喀秋莎”。

2021年，96岁的李淑范因病去世。她走的时候，周围很多街坊邻居都掉了眼泪。在红钢城，大家永远怀念不老的“喀秋莎”。

在武汉，俄罗斯元素还有很多，现汉口洞庭一号会所曾是俄国领事馆；在青山，在硚口，随处可见苏俄设计的红砖房。

2014年4月，重启运营的中欧班列从武汉出发，将“武汉制造”出口至俄罗斯，实现中俄铁路货运贸易往来双向化。

2014年7月30日，南航开通武汉直飞莫斯科航线。

如今，在“一带一路”合作的影响下，武汉与俄罗斯在经贸、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益密切。

2022年11月，俄罗斯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在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将在武汉设立领事馆，但具体的开放时间尚未确定。莫尔古洛夫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在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于2015年9月签署了政府间协议，将设立俄罗斯驻武汉总领事馆和中国驻喀山总领事馆。中国驻喀山总领馆在2018年开放。“这意味着俄罗斯驻武汉领事馆一定会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