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成立90周年大会举行

▲大会现场 福建日报记者 游庆辉 摄

你不知道的福建

今天一起看90年前的

顶流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正式成立，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里程碑！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权建设，造就中央苏区巩固的后方，作为中央苏区主要组成部分的闽西苏区，也酝酿着建立福建全省的苏维埃政权。

▲闽西苏维埃政府旧址（资料图）

1932年3月18日

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

在长汀县城汀州试院隆重举行！

▲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

为期四天的大会，盛况空前，150余名代表认真听取了任弼时同志代表中央政府作的政治报告，听取了张鼎丞同志代表闽西苏维埃政府作的工作报告，并通过了《实行劳动法令决议》《土地问题决议》《军事工作决议》《经济财政问题决议》《苏维埃建设问题决议》等一系列重要决议，取得重大成果。

会议采用民主选举方式，选举产生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以及主席团，选举张鼎丞为主席，开启了福建省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红色政权建设的崭新篇章。

福建省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制定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措施，使福建苏区社会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闽西为核心的福建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经济中心。

▲苏区时期长汀县城是商业贸易繁华之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图源：闽西日报

有一群伟大的革命先辈们

为建设和保卫苏区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让我们跟随时间的脚步

一起看看当时福建的这群顶流

张鼎丞

职务：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张鼎丞（1898—1981），福建永定金砂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3月，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汀州召开，张鼎丞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被选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他积极组织召开县、区、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政府，为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和建设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主持领导下，制订了各项法令、条例，建立了法制，健全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制度。他身体力行，带动政府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为工农大众办事。

但是，王明“左”倾教条、宗派主义的执行者，在排挤打击毛泽东的同时，对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大批干部也进行排挤打击，1933年秋，被撤销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调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任粮食部副部长。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12月，被苏区分局派回福建，经省委同意率刘永生、陈茂辉、范乐春等穿过国民党军的层层围堵，回到杭、永边坚持游击斗争。第二年初夏，又和从江西突围出来的邓子恢、谭震林等汇合，共同召开在闽西南地区坚持游击斗争的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他被推选为主席。面对10多万国民党正规军和民团的残酷“围剿”，他和邓、谭等遵照毛泽东制订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之战略战术，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

1938年春，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二支队，任支队司令员，率部到皖南军部集中，待命抗日。

1939年5月，与周恩来等经重庆、西安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当毛泽东听了他汇报在闽西南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后，他留在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结业后任中央党校二部主任。

1945年4月，张鼎丞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6月，蒋介石发动新的全国内战，华中地区首当其冲，他和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等指挥华中军民自卫反击，取得七战七捷的胜利，然后转移山东。

1949年7月，张鼎丞与叶飞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南下解放福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领导福建军民顺利进行清剿土匪、土地改革、恢复革命老区生产。

1954年初，他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同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0年8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他主动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决定。

张鼎丞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健康受到严重损害，1981年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

张思垣

职务：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劳动部长

张思垣（1905—1938），上杭旧县镇水东村人。1905年出生于一户贫苦农家。1929年8月，旧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举行暴动。成立农民协会反赤卫队，张思垣参加了赤卫队，在丘棣华等领导下，积极投入“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0年7月，根据闽西特委指示，上杭旧县成立闽西蓬船工会筹备委员会，11月在回龙正式成立闽西蓬船工会，张思垣被选任为闽西蓬船工会委员长。蓬船工会归闽西总工会领导，下设组织、宣传、青工、劳保等部，领导汀江、旧县河、永定河、黄潭河、连南河等基层工会开展工作。

1931年1月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在闽西贯彻执行，闽西各县执行错误的肃反政策，在所谓“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中，大搞逼供信，大批革命干部被错杀。闽西工会组织亦随之不健全，但闽西工运并未中断。同年秋，闽西蓬船工会改称闽西木船工会，张思垣仍然继任委员长。

1932年初，根据上级指示，各级总工会改称职工联合会。闽西工会改为福建省职工联合会，闽西木船工会改称福建省木船工会。2月13日，福建省职工联合会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选举张思垣等十三位同志为执行委员，五位同志为候补执行委员，张思垣当选为委员长。领导工人粉碎反革命“围剿”，支援革命战争，巩固发展苏区政权。

同年3月18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县城隆重召开，大会选举成立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由35名执行委员和13名候补执行委员组成执行委员会。22日，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张鼎丞、阙继明、张思垣、范乐春、李六如、郭滴人、钟显光、张华先、谭震林等九人为主席团，以张鼎丞为主席，阙继明、张思垣为副主席，张思垣兼劳动部长。1932年春，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黄家山胜利召开，正式宣布成立两省职工联合会，选举张思垣为福建省总工会委员长，福建省职工联合会就设在这里，下设组织、宣传、交通、妇女等部，下辖长汀、龙岩、清流、宁化、归化、上杭、永定、新泉、连城、汀州市等县市职工联合会和纸业、木船、店员、手工业、雇农、码头（苦力）、纺织等七个产业工会，约有会员11200余人。

1934年9月，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严重破坏，中央革命根据地处于敌人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最艰难时期。1935年2月，在永定西溪赤寨村召开闽西南第一次军政委员会，决定成立杭代县军政委员会，张思垣被选为杭代县军政委员会副主席。6月间，在岩下山成立新汀杭工作委员会，张思垣被选任为新汀杭工作委员会书记，组织领导游击战争。1938年6月6日，在上杭中都河坑活动时，被当地民团抓捕杀害。时年33岁。解放后，追认为革命烈士。

郭滴人

职务：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长

郭滴人（1907—1936），原名郭尚宾，龙岩县(今龙岩市)人，投身革命后改名为郭滴人，意为“点点滴滴为人民”。郭滴人从小学习勤奋，在校成绩名列前茅。郭滴人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在校刊和报纸上发表揭露现实、抨击时弊的文章。

1927年11月，中共龙岩临时县委成立，罗怀盛任县委书记，郭滴人为组织部长，邓子恢任宣传部长，县委设在白土镇的后田村。不久，省委派人来闽西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及福建省委“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重要方针。冬天，郭滴人、邓子恢在后田领导农民向地主开展“二五”减租，向族长清算公账款；在村里开办青年夜校和青年国术馆。郭滴人特别注意在贫雇农中发展党员，建立了后田村党支部。1928年3月4日，郭滴人和罗怀盛、邓子恢商议，批准了后田村党支部的武装暴动计划。当夜，暴动人员击毙地主狗腿子，缴获地主的全部武装，召开全村群众大会，烧毁田契、借约。为了对付军阀陈国辉的武装镇压，在岩永交界的大排公学成立了以陈锦辉为队长的后田游击队。在郭滴人和邓子恢的直接领导下，这支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田暴动是闽西土地革命之先声，它标志着闽西革命从此走上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1928年4月，邓子恢、罗怀盛调外地工作，年仅22岁的郭滴人主持龙岩县委工作。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首次入闽，解放长汀。郭滴人带领县委人员紧张工作，准备迎接红四军的到来。5月23日，红四军兵分两路攻打龙岩西、北两城门，郭滴人率领游击队和农会会员1000多人配合红军攻城，并于当天发动全县农民武装暴动，策应红四军顺利攻占龙岩城。6月3日，郭滴人又率领地方游击队配合红军第二次攻打龙岩城。6月19日，郭滴人率游击队第三次协助红四军攻打龙岩城，全歼陈国辉旅，龙岩全境获得解放。同年9月，龙岩县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郭滴人当选为首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0年7月，在闽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改选郭滴人为闽西特委书记。12月，闽粤赣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共闽粤赣边特委，郭滴人为宣传部长。1931年春，闽西发生了“肃清社会民主党”的事件，随着斗争的展开，他发现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党员相继被害，连他亲自培养入党的早期暴动领导人陈锦辉等也蒙冤被杀，他感到运动被引入了歧途。不久，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当时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张鼎丞，得到张鼎丞的赞同。于是两人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1931年7月15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接受苏区中央局发来的指示，撤销以林一株为主席的闽西肃反委员会，成立以郭滴人为处长的闽西政治保卫处。9月底，郭滴人带领闽西政治保卫处采取果断措施，处置了在“肃社党”事件中滥用职权、肆意杀害大批革命同志的林一株等人。这年秋天，郭滴人和张鼎丞到瑞金向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详细汇报了闽西“肃社党”的严重问题。毛泽东指示他们立即返回闽西，进一步纠正错误。郭滴人和张鼎丞回到闽西后，传达了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的指示，释放了一大批被关押的同志，从而基本稳定了闽西苏区的局面。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郭滴人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福建分局局长。1932年3月18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召开，产生了以张鼎丞为主席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郭滴人当选为省苏执行委员并任文化部长。不久，中共闽粤赣省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共福建省委，郭滴人当选为省委常委。4月10日，郭滴人受省委、省苏派遣，回到龙岩县主持党政领导工作。

1932年10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进占龙岩。郭滴人回到省委，先后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地方工作部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郭滴人被分配在第三军团做宣传工作。征途上，他风餐露宿，串村走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搞好军民关系。经过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省少数民族地区时，他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使部队顺利通过。不久，郭滴人肺病复发，并染上痢疾，身体十分羸弱。

长征结束后，党中央委派郭滴人担任陕北省委宣传部长，随后又调他到中央局组织部任干部科长。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不久肺病发作，病倒在床，但他仍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撰写革命回忆录《红军长征记》，可惜只写了一个篇章——《瑶民回忆录》，便于1936年11月18日与世长辞。

范乐春

职务：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

范乐春（1903—1941），出生于永定金砂乡古木督村。她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积极投身伟大的革命斗争，从一个地主家的婢女成长为出色的女共产党员，是闽西革命妇女的杰出代表。

1927年8月，张鼎丞在永定金砂建立党的组织后，又在各乡村办起平民夜校，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范乐春积极参加古木督村的夜校，成为平民夜校的积极分子。1928年6月30日，永定县委发动和领导了震撼闽西大地的永定暴动，金砂数千农民在张鼎丞的率领下，手持原始武器，浩浩荡荡向县城进发，攻打永定城。在暴动攻城期间，范乐春发动本村妇女给暴动队员送茶、送水、送饭；暴动后，溪南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她第一个剪掉髻子参加本村的政权建设和分田斗争。

1929年5月，红四军入闽解放永定，在溪南区苏维埃政府重建时，她当选为区妇女联合会主席，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范乐春担任区妇女会主席后，发动和领导金砂妇女进行斗争。同年冬，她担任溪南区赤卫大队党代表。1930年1月，曾率领区赤卫大队配合红十二军参加收复永定城战斗，锻炼了指挥战斗的能力。2月，当选为永定县第二届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

1931年1月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在闽西贯彻执行，闽西各县执行错误的肃反政策，在所谓“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中，大搞逼供信，大批革命干部被错杀。范乐春当时担任闽西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十分焦虑。加上这一时期，金丰、坎市、湖雷又被敌人占领，县苏机关已撤到合溪，斗争环境异常恶劣。在这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她毅然地接任了第七任县苏主席职务。

为了扭转局面，1931年9月初，在征得闽西苏维埃政府的同意后，她巧妙地布置逮捕了县“肃反"委员会主席郑醒亚，并将其押解往上杭白砂枪决，从而稳定了人心。

期间，中央因出现顾顺章叛变事件，在上海的党中央不断地向中央根据地疏散领导干部，通过“工农通讯社”的护送，从韩江经过大埔，进入永定到中央苏区。为此，范乐春认真做好接待工作。

同年11月，张鼎丞和范乐春等8人被选为出席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3月，她出席在长汀召开的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她还先后担任过省苏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和土地部长等职务。

1934年，范乐春调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担任优待红军局局长职务。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12月，她受苏区中央局派遣跟随张鼎丞、刘永生、陈茂辉等，回到永定地区，进行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8年3月，新四军二支队(由闽西南红军游击队组成)开赴苏皖抗日前线，范乐春经中共闽粤赣省委决定，跟方方、魏金水、刘永生、伍洪祥等留下继续领导闽西人民的革命斗争，担任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并兼任永定县委组织部长和二支队永定“留守处”负责人，对外是永定县委的谈判代表。

同年秋，她利用代表的公开身份，发动群众做寒衣送前方，寒衣和慰劳品集中后，她亲自送到 “抗敌后援会”，后转送皖南前线。1939年春夏，她因辛劳过度，肺病发作。1940年春，病情恶化，特委书记方方设法通过统战关系送她到广东梅县的黄塘医院(教会办)治疗，不久引起特务注意，不得不回到永定。

1941年5月初，范乐春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她自知不行了，带着已十分沙哑的声音告诉护理的同志说:“永别了，你们要坚持战斗，要相信我们会胜利。”她让护理的同志通知溪南区委书记张永添速来，以便把党的文件交接清楚。没过几天，她就病逝在西溪白叶凹山头上，年仅39岁。

李六如

职务：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兼内务部长

李六如（1887—1973），湖南省平江县人，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党组书记。李六如是1921年入党且见证新中国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党内为数不多的革命老前辈，是中央苏区税务工作的主要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税务局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谢家祠成立，他担任首位税务局长。

苏区创建初期，税收工作处于各地自订税则、自立章程、各自为政的状态，财政收入主要通过打土豪、没收筹款、对地主罚款、战争缴获、动员富农或商人捐派等方式获得。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苏区内及其附近的土豪基本被打光了，战争缴获品也很有限，取之于敌的财源减少。但红军和根据地的扩大，使苏区政府的开支大量增加。特别是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部队扩大，财政上异常艰窘。要使苏区财政来源有稳固的基础，就必须把打土豪筹款和战争缴获为主要财政收入转变为整理税收发展苏区经济为主要财政收入，即由取之于敌为主转变为取之于民和取之于己为主。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市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从此，党和工农民主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进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设立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是苏区政府财政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财政人民委员部设立税务局。随后，李六如和苏区税务工作者在税收制度等方面的创建及其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财税工作的一次伟大尝试，为支援革命战争、促进苏区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李六如在1931年11月至1933年10月担任局长期间，参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以下简称《暂行税则》）的制定。1931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暂行税则》指出：“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税收是主要来源。中央政府根据宪法的规定，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同时，将苏区税收分为商业税、农业税、工业税三大类，其中工业税在苏区始终没有开征，商业税分为营业税和关税两种，这标志着人民税收和中央苏区统一的税收制度的创立。苏区税收的基本原则是把重担放在剥削者身上，针对贫农、中农税轻，富农税重，雇农及红军家属免税，受灾地区减免税收，为此，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同年1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共同签发了《暂行税则》。

李六如在任税务局长期间，与当时财政部长邓子恢颁布了《财政部暂行组织纲要》，下达了《关于统一税收问题》《关于统一会计制度问题》《关于整顿商业税问题》等训令，制定了《工商业登记规则》《土地税征收细则》《关税征收细则》等法规。同时，大力加强税务组织机构建设，设立农业税征收科、商业税征收科、关税征收科、商业登记管理处、财会总务处。自1931年起，先后在江西赣县茅店设立税务所，在福建上杭官庄、同坑塘、石圳潭等地设立关税处。

中央苏区税收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开展财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苏区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税收的萌芽，人民税收制度的开端，在新中国税收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税收是苏维埃财政的三大来源之一，“苏维埃采取统一的累进税法，乃是世界上最优良的税法”。

苏区税收为极度困难的中央苏维埃政权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为供给红军、支持革命战争、保障苏维埃政府运行、发展苏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持。尤其在长达数年的反“围剿”战争中，提供了数十万红军的日常供给和大量战争物资的保障。可以这么说，没有苏区税收的支持，就没有红色政权的巩固。正是因为苏区税收的保障，才得以与国民党南京政府抗衡数年之久，为革命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苏区税收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截然不同，苏区税收具有很强的阶级性，把税收负担主要放在剥削阶级和富裕者身上，对贫雇农和最苦阶层则实行减税或免税政策，这是社会主义税收本质特征的萌芽。

中央苏区在赣南闽西红土地上的创举是新中国税收的预演，开创了中国革命税收事业新纪元，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雏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税收工作的一次伟大尝试。李六如与苏区税收工作的起源，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文化积淀。

张华先

职务：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

张华先（1908—1981），永定金砂乡人。1932年3月23日，被选为福建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并被选为福建省苏主席团成员，任裁判部长。在领导福建司法审判工作期间，辛勤耕耘，提高效率，抓紧工作，审理了一批具有较大影响的刑事、民事案件，为福建苏区的法治建设作出了贡献。

张华先曾多次发出通令、命令、通知，要求各级裁判部禁用肉刑，废除一切肉刑，用口才上的技术工夫来审问犯人。并且要求各级裁判部到各方面去搜查材料，证实犯人的犯罪行为，使犯人无法抵赖，然后按罪轻重，依法裁判。张华先审判案件力求材料翔实，依法办案。同时也要求下级裁判部送犯人上来时要附有案卷和材料。对于只有一个名单，或者只是简单的写：“反动土豪”、“反动富农”、 “侦探”、“土匪”等等极简单的名词的，则不接受，发回原来裁判部补齐相应案卷和材料。对于各县裁判部送来省苏裁判部批准的死刑案件，张华先要求各县裁判部把案卷的原有材料和证据全部送来。经对原有材料和证据进行仔细核实后，才会进行批复。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马上发回重审。从而避免了许多冤假错案的发生，提高了苏维埃在群众中的威信。

赖月华

职务：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

赖月华（1905—1944），出生于永定凤城镇西门赖屋一个农民家，1923年与张鼎丞结婚。1927年9月，溪南党组织成立后，金砂各乡在溪南党支部的领导下，先后办起了平民夜校。赖月华和张鼎丞的堂妹张锦辉受革命思想的熏陶，不但带头剪短发，参加西湖寨夜校学习，还走村串户动员其他妇女上学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赖月华刻苦认真，追求上进，又得到张鼎丞的辅导，很快便可以看书写信了。10月，经赖文舫、丘礼荣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春，她积极协助张鼎丞发动妇女参加溪南里“借粮度荒”“分粮吃大户”的斗争。7月1日，在永定暴动武装攻打永定县城时，她与谢凤莲、卢永芳等奉命发动群众做好后勤供应和坚壁清野工作。暴动后，永定各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时，赖月华被选为溪南区苏妇女委员。她深入各乡村召开妇女会，宣传贯彻区苏制定的《婚姻条例》，发动妇女反对封建买卖婚姻，实行婚姻自主；配合区、乡苏政府打土豪，清匪反霸，没收分配土地，组织妇女、儿童站岗、放哨，反对敌人的清乡，在捍卫溪南红色区域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0年7月，她跟张鼎丞来到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龙岩，被分配在闽西妇女运动委员会工作。她努力扩大妇女组织，发动妇女群众参加扩大红军运动，组织洗衣队、担架队、慰劳队，做草鞋、制寒衣。1931年7月，在丰稔区党团会议上，她当选为丰稔区妇委书记。

1931年冬，她随张鼎丞来到汀州，先后担任中共长汀县大埔区区委书记、汀东县委组织部长。她联系群众，坚持原则，忘我地完成党交办的各项任务。1932年3月18日，她出席了福建省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当选为省苏候补执委、省苏妇女部长。4月，被选为省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间，她带领妇女参军参战，运送粮食，组织赤卫队，保卫苏区。此外, 还发动妇女反对包办婚姻，实现婚姻自主。在工余之时，她坚持学文化，练习毛笔字、写报告，练习骑马、射击，争当一名能文能武的女战士。1933年，她在《红色中华》发表了题为《妇女们，武装起来拥护苏维埃》的文章，详尽地介绍了当时苏联妇女的生活，号召全省妇女学习苏联妇女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在妇女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主力红军长征后，她随省苏机关转入四都一带活动。1935年4月，国民党向四都大肆“清剿”，她又奉命转移到瑞金县陶阳区的岗下猪肠坑、伴长坑一带活动。因长住山寨，生活艰苦，她体弱多病。一天，在敌人搜山时, 她与张亮、蔡利珍等一起被捕，被押至敌军连部。因被捕人多，不能逐一审问, 加之她通晓当地语言，群众关系好，经村代表主任保释脱险。

脱险后，她住在村代表主任家，帮助种田干活。不久，转移到长汀灌田乡寨背做工。直至1937年春，才收到张鼎丞的亲笔信，经武平、上杭，步行10多天回到永定月流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与张鼎丞会面，后分配在永和靖军政委员会工作。

1938年3月，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她受闽西南潮梅特委派遣回溪南担任金砂党总支书记。她发动和率领金砂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实现溪南地区国共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0年春，国共合作局势逆转，国民党省保安十四团多次寻找借口对金砂各基点村进行“清剿”，一时白色恐怖笼罩金砂。中共永定县委指示赖月华撤出金砂，转移到西溪七桥县委驻地。之后，她参加了在芹菜洋举办的闽西南特委党校的学习。结业时，她与邱桂珍等被分配到杭永边的大水源、赤寨、半山、肖地、斜里等地进行隐蔽生产。1941年10月，她任永定县委妇女部长兼西溪区委组织委员。1942年2月以后，她奉命先后在茶山下、坎市石东坑等地一边开荒生产，一边领导群众与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斗争。

1943年10月，龙岩形势骤紧，中共闽西特委转移至永定的湖雷阙背，与永定县委机关一起活动。1944年10月，县委机关突遭堂堡、坎市、湖雷等地民团数百人的包围。战斗打响后，部分机关人员由县委负责人赖祖雄率领突围出去。赖月华因双脚患风湿关节肿痛，行走艰难，便掩护战友突围。她为了不落入顽军之手，用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吴必先

职务：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最后一任主席

吴必先（1903—1935），又名先老，长汀县宣成乡罗坑头村（今隶属羊牯乡）人。10岁开始在他父亲办的私塾念书。辍学后，先后到深山里的纸槽做工、汀江撑船，来往于汀州、上杭、峰市。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后，反动势力猖狂一时，吴必先领导赤卫队，与官庄的刘八石、策田的黄月波、回龙的白脚子等5股反动民团，开展了一次又一次战斗，打退了反动民团向畲心苏区的进攻，捍卫和巩固了畲心苏区。

1933年春末夏初，长汀女县委书记李坚真调福建省委妇女部工作，吴必先继任长汀县委书记。这时，主要的工作任务是开展扩红运动，吴必先以百倍的工作热忱，领导长汀人民开展扩红运动，广泛动员青少年参军参战。在吴必先和同志们的努力下，1933年6月，长汀县的红坊区也被评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第二模范区。

当时，长汀县委、县苏设在河田，吴必先还深入河田区中坊乡出色地完成了扩大红军的任务。1933年11月，为了表彰中坊乡扩大红军的先进事迹，福建军区司令员叶剑英亲自前往召开授奖大会，奖给中坊乡一面题有“为保卫苏区而战”，并署有福建军区司令员叶剑英的奖旗。

1934年1至4月份，长汀县又扩大红军3214名，超过中革军委计划864名。在红五月扩大红军运动中，长汀县在13天内扩大红军送到补充团的新战士有800余人，因此，中革军委授予“红色‘五一’扩大红军的模范长汀县”奖旗一面。

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吴必先领导得力、工作有方是分不开的。

此外，吴必先对县委、县苏自身的建设非常重视，还十分注意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组织互助组、犁牛合作社、耕田队，加强春耕、夏耕运动，动员群众开荒扩种，修复陂圳，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保证了农业丰收，改善了群众的生活，因此，吴必先受到了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

1934年10月,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中央局任命万永诚为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吴必先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此之前，吴必先曾经担任福建省委组织部长、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等职。

中央红军长征后、福建省委、省苏、省军区陆续迁往四都山区。吴必先亲自在汀西县，与县委书记曾洪飞、县苏主席赖兴银一道，为储备粮食，坚持在四都作游击战争的长期准备而不懈努力。吴必先原是撑船工人，他与当年撑船工友黄兴发商量，组建了一支“河流游击队”，黄兴发任队长，共有80余人40多支枪。他们日日夜夜活跃在汀江、濯田河上，把汀南一带的粮食及其他物资抢运到濯田，然后肩挑到四都，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就囤积到粮食20多万斤。吴必先还和曾洪飞、赖兴银同抓共管派出一批干部深入各区领导秋收，尽快把一切粮食作物收藏起来，储备好。与此同时，他们组织各区游击队，成立县游击队司令部，使四都山区成为坚持游击战争的大本营。

11月1日，国民党军队进占汀州后，形势日益严峻，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对红军和游击队发动了“清剿”，省级、县级机关也从四都转向大山中的谢坊、琉璃、汤屋、小金、乌泥等村庄。到了1935年2月间，省级机关干部和红军、游击队无法坚持在四都区域内的村庄活动，只能活动在汀(长汀)、会(会昌)、瑞(瑞金)、武(武平)四县边界的大山之中。这时，所有战斗人员也从汀州退却时的三四千人减少至三百余人，无奈之下，他们分成3支游击队分别向武平、永定、龙岩方向突围。

当游击队处境十分危急时，吴必先在中园山决定将一部分枪支弹药疏散埋藏，不让一枪一弹落人敌人手中。然后，动员革命骨干分散转移出去，进行长期隐蔽斗争。吴必先和几位省苏同志则隐蔽在园当南坑村中，后被叛徒出卖，吴必先和几位同志被反动派围捕。

吴必先被捕后，遭受敌人严刑拷打，要他交出埋藏的枪支弹药和党组织情况。吴必先守口如瓶，宁死不屈，毫不畏惧地对敌人说：“要枪没有，要命即可！”敌人无奈，只好把他押往汀州监狱。1935年3月间，敌人又把吴必先押送到江西九江监狱。不久，吴必先就在九江市被敌人杀害，年仅32岁，随后，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随即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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