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澳大利亚“珍珠与刺激”网站9月1日文章，原题：拜登的中国政策、美国企业和澳大利亚

中国不是欧洲。欧洲听命于美国，中国则无视美国命令。这对华盛顿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定义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这套秩序是满足美国利益的。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仇华如今已达到自冷战时期歇斯底里以来从未见过的疯狂程度。

拜登制定中国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需要调和美企的不同利益。美国资本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化的。那些只为国内市场服务的企业与跨国公司有不同的优先考虑。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美国商业界对自由贸易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比如，消费领域的企业，苹果、微软和特斯拉等希望与自己的生产设施所在国——通常是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这些美国跨国公司最不希望的就是台海冲突，美国及其盟友如澳大利亚也卷入其中。同样，美国银行家和美联储也不想与中国人对立，因为中国持有万亿美国国债。相反，对于通用动力公司、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来说，与中国的关系越是敌对，他们的利益就越大。

那些将生产外包给中国的美国跨国公司，一定会因最近议长佩洛西窜台等举动而越发不安，而美国军工企业界估计是高兴的。与此同时，须将美国军队与军火企业区分开来。后者对战争准备的热爱甚至超过战争本身。而军方往往是政府中的鸽派，他们反对佩洛西的挑衅性访问。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则不同。很大程度上，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和出口目的地。澳在华投资较少，且我们对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和华为等企业也是抵制的。我们与台湾的经济和战略关系微不足道。因台海冲突而与我们最重要的、拥有核武的贸易伙伴（中国大陆）开战，既是经济上的自杀，也是不折不扣的疯狂行为。更何况，我们承认北京对该岛的主权。

那为何阿尔巴内塞政府不与莫里森政府对华采取的自取灭亡做法划清界限，其背后考量不得而知。但澳大利亚利益与美国利益截然不同，对中国的影响也小得多。危险的挑衅行为和反华组织——如“四边机制”和“奥库斯”只会助长有害的二元对立，而这并不符合澳大利亚利益。

堪培拉没有选择精明和细致的外交，却与美国军队互通有无——而其所到之处都是暴力、不稳定和苦难。新上任的澳部长们没有对美国的现代外交政策，特别是在越南、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的罪行采取批判、怀疑和有历史依据的观点，反而接受紧密同盟关系的好处。他们可能还没像霍华德对小布什那样谄媚，没像吉拉德在奥巴马身边那样激动，也没像莫里森在特朗普的白宫那样套近乎，但结果将是一样的，甚至可能更糟。

澳大利亚并非不情愿地被拖入一场自己没有积极利益的冲突中。自冷战以来，澳没有吸取任何教训，又一次热情、无脑地接受了它的次帝国角色，其糟糕后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