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耳山窑址群遗址出土的陶器（浦城县博物馆供图）

苦寨坑窑址群遗址（永春县博物馆供图）

裹挟着先人的珍贵记忆，从蒙昧混沌中走来，福建先民从旧石器时代的原始状态，进入新石器时代。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就地取材，制作陶器、瓷器，并且伴随着需求多样、技术升级，创造出令人惊羡的中国最早的龙窑、最早的原始瓷器。

10000多年前，闽西漳平奇和洞，福建先民把取自脚下大地的土壤，经过水的凝聚、手的捏造和火的烧炼，制作成一件件陶器，完成了一次从无到有的伟大尝试。

4000多年前，闽北浦城猫耳山，被称为“中国龙窑鼻祖”的窑炉第一次有了长条形的窑炉形态，大量烧制出的黑衣陶以其过硬品质和美观外表，成为先民们的“流行爆款”。

3000多年前，闽南永春苦寨坑，龙窑的炉火熊熊燃烧，出窑的原始瓷器成为当时统治阶层用以炫耀的奢侈品——这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

1000多年前，“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建阳水吉建窑和“中国白”德化窑扬帆海上丝绸之路的伏笔，更是在福建的上古时代就已埋下……

“瓷器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代表了中国智慧、中国创造与中国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等学者编写的《考古中国》一书如是论述。

今天，当我们沿着历史长河向上溯源，在岁月的岸边与考古发现的福建史前陶瓷相遇，那欣喜映入眼帘的陶瓷光泽，正是闽人智慧的闪烁，也是福建文明初始的模样。

陶器：从实用之物到审美承载品

学术界一般公认，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制陶技术的提高，也助力人类提升生存本领、生活质量，在苍莽大自然中生活得更加自由自在。

漳平奇和洞是福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里出土的陶器，烧制于10000年至7000年前，包括了罐、釜、盆、钵等。早期陶器质地以夹砂陶为主，多灰色，后期陶器纹饰种类增多，绳纹与刻划的方格纹、网格纹成为主流。

这说明，人类的审美意识在萌芽。陶，在作为生产生活工具的同时，也渐渐被先民赋予艺术属性。

当代文艺理论家朱狄在论及早期艺术时指出：“艺术是具有多种特质的、单纯化了的客体，虽然早期艺术品和工具一样由物质材料构成，但却与工具不同。早期艺术的物质材料的特质已被融化到形象之中。”

捧起一抔泥土，先做成一个圆形的陶饼，然后在略凸的背面捏出人面形图案——靠上部略凹的两眼、靠下部有略凹陷的嘴、中间是微凸的鼻梁、左右两侧稍微突出的部分表示双耳，捏好后再进行烧制。这件在奇和洞发现的陶制人面形艺术品，距今9000年到7000年。

这是我们祖先的一次自我凝视：生命和心灵，以及全无杂念的想象，在双手中表达和传递。今天，当它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试图从中读懂先民们的思想、感情，思考他们曾经的思考——生命的本源是什么？人类何以为之人类？

福建博物院研究员范雪春认为，奇和洞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装饰艺术品，已经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承载了先民对美的追求。早期艺术创作是一种原发性能力，也是导致后来人类审美意识产生的根本原因。

《说文解字》中这样记载：“文，错画也，象交文。今作纹。”

不仅仅是奇和洞，断发文身的福建先民，早早就把对“纹饰”的审美偏好融入到了陶器的制作中，“印纹陶”成为福建史前陶器的一个重要特点。

距离奇和洞约150公里的明溪县城关乡南山遗址（距今6000年至4300年），文化遗存丰富，共分为五个文化期。从第二期遗存开始，就出现了曲折纹、漩涡纹等印纹纹样的陶器；到第三至四期，陶器的印纹种类逐渐丰富，包括回形加点纹、栅篱纹、方格纹、叶脉纹、席纹等。

“南山遗址的陶器纹饰非常丰富。”范雪春解释，“这表明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南山先民开始了对美的追求。”

长期以来，由于分布广泛、影响持久，南方地区印纹陶的发生、发展等问题，受到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

从时间上来看，南山遗址的陶器充分反映了早期印纹陶的起源和发展变化轨迹，为研究南方地区印纹陶的起源演变提供了重要证据。

从空间上来看，除了闽江上游的明溪南山遗址等，位于闽江下游的昙石山遗址，同样发现了大量的印纹陶——陶器表面拍印有曲折纹、绳纹、方格纹、叶脉纹、波浪纹等。

这些几何形的纹饰，究竟来源于闽族先人对于蛇的图腾崇拜，因而对蛇纹进行模仿？还是由于缘水而居，对日日可见的水波纹路进行描摹？今人已无从得知。

但我们却可以从考古发现中，清晰地触摸上古时期闽人制陶工艺沿革的脉络——在早期印纹软陶的烧制之后，距今4300年左右，昙石山人烧制出了印纹硬陶。

所谓印纹硬陶，是新石器时代集中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一种表面为几何形纹饰图案的陶器。这种陶器要比普通陶器更加坚硬细腻，烧成温度也比一般陶器要高，所以烧制这类陶器在技术上要求也更高。

望之纹样繁多工整，叩之发出金石之声。在浦城猫耳山、武夷山葫芦山等地出土的商代左右的黑衣陶，表面有着一层类似釉的黑色物质，光泽引人注目。黑衣陶虽然还属于印纹硬陶的范畴，但其实已经是一种印纹硬陶向原始瓷器过渡的形态。在制陶技术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闽人制作出的陶器也越来越美观大方。浦城县管九土墩墓群出土的西周时期印纹硬陶代表了福建陶器发展的一个高峰。

“福建从陶到瓷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印纹陶、印纹硬陶这样一个十分完整的过渡环节，这成就了福建陶瓷起源、发展独特的文化序列。”闽江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黄运明告诉记者。

浦城猫耳山窑址群：中国龙窑之祖

“生在选土、长在成型、死活看烧成”，这句行话形象道出了窑炉作用。伴随陶器生产的需要，在日复一日的烧造过程中，先辈工匠们也在不断琢磨着，如何让窑炉温度更高、容量更大、冷却更快？

从无窑平地堆烧式的原始烧制阶段到有窑炉的穴窑，窑炉逐渐从地下发展到地上，烧造工艺在数千年的沉淀与探索中不断改进。特别是龙窑，这种窑依山势而建，由于状若一条俯首而下的巨龙而得名，具有窑床长、装烧面积大、产量高、火焰流通均匀、冷却快的优点。

那么，福建是否有龙窑？如果有，在何处？过去，受制于考古发现的稀缺，很难回答这些问题。直到2004年一次配合高速建设需要开展的考古调查，让“中国龙窑之祖”重见天日。

观察位于浦城县仙阳镇的猫耳山窑址群，可以想见，福建先民因地制宜，依托南方多山地的地形特征，率先试水建造形态更高级的龙窑。这里出土的全国年代最早的龙窑，让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烧造变成了现实。

2004年，为了配合京台高速公路浦城至南平段建设，考古人员沿线先期开展了文物普查和考古勘探，在浦城县仙阳镇下洋村猫耳山上，发现几何形印纹硬陶片俯拾皆是，随后证实了这里存在商周时期人类活动遗址。

2005年9月，对猫耳山遗址开展的抢救性考古发掘，留下了福建首次高速公路为文物“让路”的佳话。探究其背后原因，却是来自于发掘工作接近尾声时的一个意外发现。

此前，由于遗址分布面积达100万平方米，考古队率先对高速公路即将动工的三处遗址展开发掘。在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居住区和墓葬区之后，考古队的工作大致完成。高速建设者按原计划进驻，开始初步施工。可就在此时，考古人员意外在东部山凹低部一处新开小路的断面发现了许多陶片，其间还夹杂着灰烬和红烧土块。由于遗址出土大量黑衣陶器，队员们联想到此处可能有窑址作坊，随即展开发掘。

接下来的发掘成果令考古工作者感到惊艳：9座各种类型的窑炉相继出土，特别是其中还有由火膛、火道、窑室和烟囱组成的长条形窑炉——结构完整，已具备龙窑的要素。根据最新的测年数据，猫耳山出土的长条形窑炉距今4000年左右，堪称“中国龙窑之祖”。

按照常规程序，在对古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完成文物提取记录等工作后，考古队要将土地移交给建设方施工。考古队员们不由心急如焚：难道为了修建高速公路就要毁掉珍贵古迹？他们连夜起草文件，呼吁上级支持高速公路改线以保护古窑群。

2005年底，国家文物局派出考古专家组赶赴猫耳山考古遗址现场。专家组成员、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在现场勘察后指出：猫耳山发现的9座窑炉，结构清楚规模较大，保存完整，全国罕见，属重大考古发现。高速公路建设是有价的，猫耳山窑群属于珍贵遗迹，是无价之宝。“有价”让“无价”，夏商窑群应原址保护，列入“国保”单位，开展保护、研究、展示、利用工作。

很快，在接到专家组意见和文物部门报告后，高速公路建设单位与文物、考古、公路设计专家研讨之后变更设计图，增加数千万元投资，将高速公路改道2000米，整体往东移了30多米，绕过了窑址群。

猫耳山遗址考古发掘领队、文博研究员郑辉认为，猫耳山窑址群分布集中、规模较大、窑形多样，其间还有叠压、打破关系，为研究我国早期窑炉，特别是龙窑的起源和发展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出土了“龙窑之祖”的猫耳山窑址群，获评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学术界一般认为，世界上的龙窑技术起源于中国，传播于东亚，而福建则是中国龙窑的重要起源地。

黄运明说：“从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专业的制窑炉就已经出现。猫耳山龙窑的发现，反映出窑炉在发生发展过程中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为原始瓷器的出现以及后来成熟瓷器的烧制提供了技术基础。”

位于武夷山市兴田镇的葫芦山遗址，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商时期窑炉遗址，向人们清晰呈现了福建史前窑业技术的肇始与发展。葫芦山出土的陶窑大都为横穴式，窑坑平面呈“8”字形，个别窑室呈圆形或长方形。部分窑室结构比较复杂，其中一座窑炉有环窑壁的两条弧形火道，中间还有一条直火道，使火能更均匀地触及窑室的各个角落，有助于提高烧造陶器的成功率。

专家认为，葫芦山遗址的发现与浦城猫耳山遗址的发现相互印证，说明这一时期闽北已形成了多个陶器烧造中心，也揭示了陶器烧造技术从原始走向成熟的完整过程，为原始瓷器的出现奠定了技术基础。

永春苦寨坑窑址群：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

陶瓷的制造是一门时间的艺术——要等土干、等火旺、等水凉。伴随着陶窑建造技术的提高，先民们逐渐找到了烧制原始瓷器的办法。

所谓原始瓷器，是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以瓷土作胎表面施高钙釉，经高温烧成。今人观之，是“原始”，但在当时，可谓最先进的“高科技”。

原始瓷的釉，原料为单一的草木灰，窑工们或许是在无意间摸索出，把以草木灰为原料的釉施于坯件上，在烧成过程中会有神奇的功效。这种朴素的观念成为窑工们习以为常的操作守则，并形成烧制原始瓷的选择。

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先民们是如何建窑、作胎、烧制原始瓷器，只能在考古发掘的历史遗存中去追寻先民智慧演进的轨迹。

静静伏卧在苦寨坑山坡上数千年的原始瓷窑，长条形的窑身倾斜向上延伸，好似蛟龙游走于山间。如果没有考古发掘，苦寨坑只是一处位于永春县介福乡的不起眼小山坡，海拔600多米，坐落于偏僻山间小盆地边缘。

2007年傍晚的一个电话，打破了苦寨坑数千年的平静。

泉州市博物馆馆长陈建中回忆，自己当时还带队在外考古，突然接到同行来电，说一位收藏爱好者在永春介福的柑橘园发现了大量古代陶瓷碎片，可能有一定价值。

就这样，一批发现于柑橘园的陶瓷碎片，撩开了永春原始瓷器神秘面纱的一角，且和“永春芦柑”一样美名远扬。

2007年10月，陈建中作为泉州市考古队队长组织人员前往苦寨坑进行现场调查，采集了许多陶瓷标本，送到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做“PIXE”（质子激发×荧光能谱）检测。结果显示，标本中铁、氧化成分与原始瓷器中的含量比较相符，从而判定是原始瓷器。

由2007年开始，苦寨坑的发掘一直在持续进行。

2015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福建博物院联合泉州市博物馆、永春县博物馆再次对苦寨坑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350平方米，共出土了9条保存较好的龙窑遗迹和大量原始瓷器。经碳14年代测定，窑址距今3800年到3400年，相当于中原的夏代中期至商代中期，将中国烧制原始瓷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00年。

这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烧制原始瓷器的窑址。

“窑炉的建造在窑业技术中属于最关键、最核心的技术。”苦寨坑考古发掘领队、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羊泽林介绍，“苦寨坑原始瓷器窑址群的发现与发掘，是中国瓷器起源的一大突破。”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瓷器出现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原料的选择、烧成技术的改进和温度的提高、高温釉料的发现与使用。

苦寨坑窑址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条件。聪明的先人巧妙凭借自然山坡来建造拱形顶，从而与地面形成倾斜的角度，火焰由下部的窑头平行流动至上部的窑尾，利用火焰自然上升的原理快速升温。正是由于龙窑具有建筑方便、装烧量大、燃烧温度较高、火焰流通均匀的特点，因此特别适合烧胎体较薄、高温下黏度较小的原始瓷器。

许多学者认为，原始瓷器的烧制成功与龙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苦寨坑遗址的发现发掘，让今人得以一窥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一探中国瓷器文明发祥地是如何烧制瓷器的。

苦寨坑窑址的发现轰动一时。2016年1月16日，来自故宫博物院和福建、上海等省市的众多考古专家共同前往实地考察，一致认为：苦寨坑揭露的9座烧造原始瓷器的窑炉遗迹大部分保存较好，结构清楚，层位关系明确。这一发现填补了福建地区早期龙窑发展的缺环，是研究我国早期龙窑起源及其演变序列的珍贵实物资料。

此后，苦寨坑窑址群获评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目前，苦寨坑窑址群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福建史前陶瓷文化史仍有重重迷雾等待今人拨开。

根据已有考古材料，在晋江流域的安溪、南安、晋江、惠安等地的青铜时代遗址，都发现了大量与苦寨坑窑址产品相同的原始瓷器；与此同时，在闽江下游、九龙江下游的青铜时代遗址中也有发现。

这些遗址发现的原始瓷器是否都是苦寨坑窑址生产的？如果是，这些瓷器3000多年前的传播路线如何？

不同流域的聚落之间是不是存在一种商业贸易行为，他们是如何交易的？苦寨坑原始瓷窑址群规模宏大，生产出来的产品去了哪里？

“拨开这些历史的迷雾，还需要考古工作者的时间和汗水。”作为2015年苦寨坑遗址考古发掘的领队，羊泽林出言谨慎，深感重任在肩。

给岁月以文明，也给文明以岁月。蕴藉闽人智慧的陶瓷烧制技术世代传承，陶瓷产业到今天也还是永春及其相邻德化县的支柱产业。薪火相传自远古时代的陶瓷工艺已成为一个文明的符号——瓷·China·中国。

当今天的我们去寻访龙窑的前世今生，从苦寨坑原始瓷窑址往山坡下走不远，就是现在仍在使用的一处龙窑——东月窑。山上山下，窑火生生不息，短短一段下山路，蹚过三四千年的时间河流。

千载光阴，在陶瓷烧成的一瞬间凝固成了永恒。

跨越山海：福建瓷与“最早的中国”相遇

在苦寨坑先民烧制出大量原始瓷器的同时期，中原正处于青铜时代，铸造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

与中原地区发达的青铜文明不同，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交替之际，福建的先民充分利用自己的瓷土资源优势，不断总结制陶经验，改进窑炉技术，最终烧制出原始瓷。

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福建自夏代中期闽南苦寨坑窑址可以生产出原始瓷器开始，闽北武夷山竹林坑也在商周时期生产出了原始瓷器。

“福建瓷器起源的年代还可能比夏代中期更早，还可以往前推。”羊泽林分析道，“从现有出土标本来看，已出现成熟的窑具垫饼，并采用叠烧、套烧等先进烧造工艺。因此，无论从窑炉建造技术还是制瓷、烧造工艺来看，还有可能发现更早的原始瓷器窑址。”

福建，在先秦时期已成为中国最早生产原始瓷器的重要地区。

原始瓷器一诞生，就凭借青绿如玉的釉色、坚硬细腻的胎质，赢得当时中原地区上层人士的青睐，成为统治阶层炫耀的奢侈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讲述了河南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故事。书中展现了二里头作为夏代都城的恢宏风貌：面积达300万平方米，是当时最大的中心性城市，拥有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体现了国家文明和天下观念，堪称“最早的中国”。

正是在被誉为“最早的中国”的二里头夏都遗址，考古工作者惊奇地发现了许多精美的原始瓷器。这些原始瓷器多发现于宫殿和高等级贵族墓葬中，且在陶瓷器物的总数中所占比例极低，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不仅如此，在陕西西安一带出土的许多西周时期大墓中的原始瓷器，和福建武夷山竹林坑窑址西周时期生产的原始瓷器也十分相像。

大部分学者认为，北方地区的原始瓷器是从南方传播过去的。因为，北方地区年代最早的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原始瓷器化学成分具有南方瓷石高硅低铝的特征；并且，原始瓷器的发现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长江以北地区发现相对较少，而且没有发现烧造原始瓷器的窑址。

这是一次青铜器与原始瓷器的相遇，更是一次青铜时代北方文明与南方文明的交汇。

这些原始瓷器具体来自南方何处？一直是学界关注探讨的热点问题。永春苦寨坑原始瓷器窑址群的发现，成为一个有力的考古实证，说明福建的先民在夏代就已拥有了烧制出大量高品质原始瓷器的先进生产力，具备向外输出的条件。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不同地域文化之间在青铜时代究竟发生过怎样的互动和流转？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来到了史前陶瓷高度发展的南平市浦城县。

位于福建北大门的浦城，自古就是闽浙赣三省襟喉，仙霞古道的必经之地，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作为福建与江浙、中原联系的主要通道。发源于北部武夷山脉和仙霞岭支脉处的南浦溪穿城而过，汇入闽江上游。而猫耳山、牛鼻山、龙头山等多个史前重要考古遗址正是分布于南浦溪沿岸，与浙南共同形成了一个大的史前文化圈。

福建史前陶瓷文化以其先进性和开放性，不仅对周边省份形成了影响，而且犹如层层荡漾的涟漪，向更远的北方传播。

福建与二里头遗址，一南一北，相距遥遥，原始瓷器如何运输？

答案，隐藏在闽山闽水的地图里。

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武夷山-玳瑁山横亘西北，鹫峰山-戴云山-博平岭纵贯闽中；闽江、九龙江、汀江、晋江等河网自成体系，蜿蜒流转于群山之间，缓缓汇入大海。而福建大大小小的瓷窑，都位于靠近河道溪流的小山坡上。

“一水二火三瓷土。”永春县博物馆的康桂清告诉记者，远古先民要想烧出瓷器来，必须地下有瓷土资源，山上有可以烧柴火的林木，附近还要有河道或者溪流，苦寨坑就具备了这些条件。

河道、溪流的存在不仅为瓷器的烧制保障了水源，更为后期的运输提供了便利。在主要以水运为交通方式的古代，对于陶瓷这一类易碎品来说，水运更是上上之选。

正是基于这样的实际，有学者提出了这样一条夏商时期福建瓷器北运的路线：先经过闽北的仙霞古道，进入赣江支流信江的上游地区，后沿信江向西顺流而下至鄱阳湖入长江，再沿江向西北行，到达夏商时期江汉平原重要的核心聚落盘龙城，然后以盘龙城为中转站，再北上运送至郑洛地区，到达二里头夏都。

与此同时，中原文化也经由同样的路线南下，影响福建。闽东黄瓜山文化陶器上出现的青铜器云雷纹，闽南浮滨文化的青铜牙璋，闽北牛鼻山文化的三足陶鬶……这些文物都穿透千年历史的沧桑，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青铜时代中原与闽地文化的双向交流交融。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

于“最早的中国”，遇见福建领先于同时代的陶瓷文化，那是在“满天星斗”的中华文明之中，绽放着的别样华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