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出台有力打击了校外教育培训市场的无序膨胀，阻断了直接利用经济资本换取教育利益的途径，打破了资本干预教育资源配置的局面，为教育事业回归公共性、回归教育的应有生态创造了条件。那么，在这之后，现有的教育资源应当根据什么原则和方式来分配？立足长远，如何充实基层教育力量，使教育资源总量不断壮大？这些问题亟需我们作出回答。

笔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总体权威与尊师重教的文化底色，社会的凝聚力与市场的活力，家庭的积极性与个性化的受教育需求，都需要得到兼顾并达成动态平衡。教育治理应恰如其分地发挥作用，避免冲突内耗。以下几点值得关注和探讨。

在纠正畸形的教育产业格局后，如何确立“好的教育”的良性供给要引起重视。过去由于资本的驱策和市场营销的干扰，人们对“好的教育”的观念日趋畸变，如今要从制度和政策上加强引导，重塑健康向上、强健务实、高质量高效率的教育供给导向。在素质教育改革目标之下，应当采取 “强才智-强素质”的教改路径。而且，真正“好的教育”凝结在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身上，要通过具体的好教师和好学生共同反映出来。我们要创造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生，最好的课程和教学，最有成就感和挑战度的考试竞赛都汇聚在学校之内的局面，从实质上加强公办教育供给和选拔的能力，疏导而不是围堵的治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校外培训过盛的问题。

随着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问题越来越复杂多态，但提高教育质量、做大教育资源“蛋糕”的初心与使命不能忘。各层级、各类型的学校若都能提供优质教育，那将大力缓解教育分流中的焦虑和阵痛，并为孩子和家庭带来长远的收获。各级政府和教育管理者要清醒地意识到，基层教师的状态与素质对学生而言就是教育的全部。该群体所获得的社会尊重、收入增长、学术滋养及工作成就感，才是衡量教育改革政策有效性的最本质表征。“双减”政策应将为基层教师赋能作为落点之一，支持教师更加全身心地投入教书育人本职工作，激发他们的事业活力，纾解他们的后顾之忧。

落实“双减”具体教育政策要关注家庭教育期望。校外补习市场的异常活跃固然受到了资本逐利性质的驱使，不过家长购买课后教育服务的需求并非虚构。校外补习是家庭教育的延伸，校外补习班的大规模盈利来自于大量家庭对子女较高教育期望的变现。没有了补习班，家庭教育期望并不会因此消失，教育竞争活动很可能退回到家长自己辅导或非市场化的“地下”作坊式辅导。如此，教育不公平进一步加剧，政府监管的成本也将无限上升。至于由学校、社区或其他非盈利机构来更多承担课后辅导服务，要看此类服务的定位能否满足家长的需求。关键问题在于，需求究竟是怎样的。家庭教育期望根植于社会的土壤，有效的施策需要从源头把握、疏解和引导家庭教育期望。

即使提供了充分均衡的基础教育条件，人天性不齐，在学业上存在天然差异，教与学之间仍有本然的适配问题。遵循因材施教的教育规律，根据人不同的才性进行合理分流和适配，于公于私均有益。具体来说，中考和高考主要发挥这种适配功能。“双减”政策及时阻断了资本对这一过程的干扰和分权，此后必须进一步强化客观公正的考试在教育机会分配与人才选拔中的决定性作用，大力提高考试对于人才选拔和甄别的效率，从而巩固我国教育体制的制度性优势。同时，也要注意避免教育领域出现变相的权力寻租。

中国教育系统以公办力量为主体，以考试制度为中枢，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体现出了大国和古国的制度特性与文教目标。普惠的、有质量保障且注重局部均衡的小学和初中教育，以公平客观、有区分度的考试（中考和高考）来逐步分配不同升学机会，在高等教育阶段提供伯乐相马的选育机制及丰富多元的职业准备途径，以上三个环节合力构成了一个试图兼顾公平与卓越的庞大教育体系，是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应当不懈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中国的教育体系的核心宗旨依旧是教育本位的，并且牢牢地联系起了个人与国家。

不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支撑上述三个环节背后的价值观念并不一致，从平等、竞争到差异分化，体系内在的张力导致每个学生在升学的不同阶段会经历不同的教育生态，自然会感到明显的压力与不适应。正由于三种观念在整体上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教育治理的现实难度也相当大。

纵观其他国家的教育体系及经验教训可知，彻底的“均衡论”、完全的“选拔论”或“自由竞争论”都不适宜引领改革方向。作为一个全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大国，教育体系内部要实现从均衡到卓越两种迥异原则之间分界与整合，要使中考和高考制度在教育大众化的社会里继续有效地达成结构性选拔与分流，要在国家尺度上维持住这样一个公私兼顾的“因材施教”的体系，这就是我们教育改革直面的真实挑战。

（作者系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