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40年@治理现代化】

40年沧海桑田，深圳的改革开放实践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注脚，也是我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制度优势的微观印证；同时还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最大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先进城市实践，世界范围尚无源自此制度、此速度、此量级系统性实证研究的经济理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和发展不平衡的内部挑战，深圳不仅需要跳出40年跨越发展的思维惯性去丈量未来，更加需要跳出300多年来经济理论的思维惯性，以更加谦卑的反思精神，聚心聚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容应对系列新的风险挑战，在先行示范征程中走稳走好走出彩。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

1.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探索新突破

从发达国家看，资本主义发展方式造成实体经济生产过剩和社会两极分化矛盾以来，尽管对内宏观调控、对外危机转嫁等举措起到阶段性供求平衡、社会稳定之效，但仅能使危机被延后而非根本解决。经过经济、政治、军事等一系列的传导演变机制，有限时空内的生产过剩矛盾，无可避免地滑向无限时空的虚拟经济货币过剩矛盾，且杠杆率大幅提高。天文数字的主权债务和高杠杆的家庭债务，叠加中产阶级萎缩、两极分化、老龄化等问题，一丝一毫也看不到在其所有制、政治和法治框架体系内的解决方案，产业链、财政、金融、主权货币风险均可能成为新的危机触发点。一方面，世界各国都在反思并积极寻求制度优化或更好的制度替代。邓小平早已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另一方面，现实倒逼主要发达国家顾不上捍卫其首创的自由主义理论，反而全力以赴地使用贸易保护主义、外交摩擦、长臂管辖等多种手段，乞待挽狂澜于既倒。

从我国情况看，今时今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环境特征是高货币存量、高成本、高杠杆、高债务存量和较为突出的贫富差距，环环相扣。面向外需的产能与面向内需的产能在国内市场叠加，阶段性产能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宏观调控的进步，市场已不大可能实现全面自动出清。问题的积累与延后，使得经济体系、发展链条的脆弱性明显提高，外部极限施压可能会导致长期问题的某一环节集中引爆，带来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难以估量的连锁反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在波涛汹涌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

在高货币存量、高成本、高杠杆、高债务存量和贫富差距加大的内部环境下，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扭住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解决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不仅需要发展更高质量的社会生产力，以激活内需、平衡供求，而且更加需要跳出单一的生产力视角，以更大自信、更大决心、更大力度优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通过缓和贫富差距扩大趋势来激发内需，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新均衡。

从生产力角度看扩大需求，借鉴凯恩斯主义、进一步快速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创造需求的空间日益变小，政策正效益已不足以覆盖负效益。扩大内需一方面只能更加突出地依靠科技创新，通过“卡脖子”技术攻关突破和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来创造新需求，增加国产替代的新空间。这要求由资本积累更快地向技术积累、智力积累转变，先进技术、知识及数据要素的重要性、稀缺性更加突出，在生产力中的运行效能需要显著提高，同时资本的效能相对下降，为此需要再次优化各种要素之间比例关系和相应的所有制、分配方式结构。另一方面，只能更加突出地依靠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和深化对外开放，在更大的经济空间中优化组织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相应地，需要进一步优化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推动城市与城市之间由竞争关系更快地向竞合、互促关系转变，促进各种要素的顺畅流动和需求再造。

从生产关系角度看扩大需求，借鉴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进一步深度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更需要发挥好政府作用，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和坚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化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结构，持续缓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积极主动应对逆全球化、国际经贸摩擦等压力挑战，在不断演变的全球产业分工和财富分配格局中牢牢地守住国民核心利益。

一言以蔽之，新的历史阶段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扭住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和推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必须比以往更加科学充分地优化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2.深圳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行示范需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更高水平联动

从社会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看，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产业创新方面，深圳加力推进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光明科学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等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倾力打造18个重点开发片区，培育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体系，促进科技产业协同融合。在城市群建设方面，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标准开展深圳现代化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依托深汕合作区和深投控、地铁集团、人才安居集团等市场主体，强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在扩大开放方面，加快推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双扩区”，率先探索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投资管理体系、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举措、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

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看，呈现出一些良好趋势和积极因素。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进一步丰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实现形式，市属国有经济的先导性、影响力、带动力和保障力持续提高。伴随着科学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重复性劳动更加迅速的向创造性劳动转变，引起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深刻变化。在高科技、知识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和混改主体中，“一股独占”向剩余索取权让渡转变，“经理层持股”“人才持股”向“员工持股”转变，产生了以企业为边界的小型、新型集体所有制，加之相伴的决策民主化、意见民主化进程，日渐自发地出现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意见民主等本质特点，华为就是代表之一。《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出台和“同股不同权”模式的发展，使得科技企业能够在善用资本力量的同时保持创始团队的创新创造初心，让新型所有制发挥促进科技创新的更大积极作用。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和创造性劳动的大幅增加，带动了收入结构的积极变化。大多数知识业者、技术人才、高素质产业工人的地位显著提高、收入快速增长。“劳有厚得”的群体规模日益扩大，为促进消费、平衡供需和经济动力转型提供了有力保障。

不容忽视的是，深圳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中也浮现了一些不利因素，客观上成为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新制约。一者，伴随着人才成为创新主角，创新生态的内涵出现了深刻延展。人才需求中的收入财富增长、价值实现、衣食住行保障等均成为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构件。优质城市功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治理体系不仅是产城融合的基础成分，更为创新生态系统健康运转提供了配套功能支撑和应用场景支撑。然而，房地产投资属性暴增和房价高企，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市场化民营化后，住宅从生活资料、教育医疗从公共设施转化为新型生产资料，且生产资料准私有化特征日益明显。由于缺乏科学引导和规制，人才生活、安居成本快速增长。加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不足，间接导致中小企业受困于租金、劳动和融资成本压力，大型企业的人才、研发成本则居高不下，逐步形成了较为突出的行业差距和实体产业挤出效应。这一趋势同时也引致了居民投机行为和财富结构的变化，财富差距加速拉大，正在侵蚀人才收入结构优化的积极效应，成为抑制消费、抑制创新的不利因素。在高货币存量环境下，伴随着教育、医疗、居住等生活必需品的成本普涨，老人才们和源源不断进城、白手打拼的新人才们，由于财富积累和生活成本转嫁手段的差别，实际收入差距呈现有所固化而非缓解的趋势。二者，市场追逐短期效益导向的技术创新、商业创新，与新形势下需要持续深耕、追求长期收益的基础创新形成矛盾；市场的自发生长，使得产业使命与深圳的城市使命及肩负的国家使命有所脱节。日本的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主张将“盈利”与“无私”相结合的经营哲学，其市场经济体制特别强调以诱导性计划和政商协调来增强市场功能并补其不足，以尊重秩序而非无序竞争来提高市场效率，十分值得深圳在落实城市发展战略、推动深度市场化改革中加以借鉴。三者，粤港澳大湾区的港深、广深及深圳与其他城市之间仍残留一定程度的本位利益导向思维定式，猜忌、隔阂时有显现，已不适应推动大湾区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发展的需要，区域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亟待尽早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探索新突破

1.走在优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前列

一是坚持、发展和发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持续巩固提升所有制关系的独特优势，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服务。依托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深化市属国资国企的“一体两翼”战略布局，保障城市经济安全，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严格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推动民营经济更加蓬勃发展，大力引导“技术持股”“知识持股”“员工持股”及新型要素持股，完善科技企业同股不同权制度安排，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所有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厚经济基础底蕴。坚定发展外资经济，推动由加工制造向精密制造、研发创新领域加速布局。优化政策和机制，创造多种所有制更加广阔的优势互补合作空间。以所有制结构发展创新为依托，巩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格局，显著提高技术、知识、数据等先进要素参与分配的比重，激活微观创新力量。

二是构建更高水平“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坚持以加速创新驱动为核心、与防控发展风险相结合的治理目标导向，大幅提升“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能级。发挥好政府的引导、组织作用，带动市场和社会资源聚焦“四个面向”特别是基础科学和重大科研工程领域，促进产业使命、城市使命、国家使命三者更加紧密的结合。强化协同动态治理的理念行为，围绕新技术应用、新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需要，构建市场主导、资政和政府引导、规制相结合的治理共同体，加强咨询委员会、专业理事会建设，激发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积极性和建设性。市场负责提供技术、市场、风控等方面的政策建议和政策众筹，弥补政府信息盲点；政府负责制定政策、评估审核、发布信息、维护秩序，形成政府与市场和谐互促、响应敏捷的关系。同时，在法律政策制定、产业服务、规制监管等环节强化持续学习、动态控制和迭代优化，逐步形成到位而不越位的审慎包容治理模式。发挥好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作用，抑投机、疏投资、促消费，优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和比例，推动由市场自发走向市场自觉。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创新生态系统的城市服务、公共配套功能保障体系，使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引导市场更好地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加强治理现代化的技术支撑，发挥产业、科技优势，建设面向政府和市场的治理科技服务生态圈，并利用发展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市场运行实施科学调控。

三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地方与地方关系。从比肩世界级湾区和建设城市群、都市圈的高度谋划城市发展，适应区域协同发展的要求，主动换位思考，积极先行推动港深、广深及深圳与其他城市由“台面和气、背地互弃”的邻居关系，向坦诚相待、平等包容的“战友”或“挚友”关系转变，推动辖区内各行政区开展兄弟般的精诚合作，将重拾顾全大局、平等协商、互助互让、开诚布公的社会主义优良传统，与市场经济下创新合作发展体制机制、共建示范性带动性重大工程紧密结合，为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内的社会主义战略统筹优势奠定根基。在深圳与内地欠发达地区的关系上，今天仍要贯彻“全国支援特区、特区服务中国”的方针，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大力支持内地兄弟区域工业化发展，将精准扶贫合作事业做精做扎实，在全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系统增强和助力回馈作用。

四是在更深层次和更宽领域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坚持深度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型开放，广泛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和吸引高端要素，为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提供要素质量、要素活力和要素效能保障。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借鉴二战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色列科技崛起的经验，广泛吸引世界各国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和华裔人才前来扎根发展，形成世界级孔雀高地。更大力度破除市场隐形壁垒，进一步完善各类要素市场，促进要素在城市及城市群高效流动配置。深度推动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和科技产业转化机制改革，大力培育新型科技、产业中介和枢纽服务平台，全面激发要素效能和成果产出质量，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坚持发扬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围绕国家、省、市重大战略需求，深化探索政府引导与市场自觉下“主动让利市场机制+政策补贴嘉奖兜底”的利益大循环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崭新模式，防范只讲企业让利和奉献而带来的不可持续性，并由此形成以价格信号为主导，兼顾匠人、责任、情怀等因素的新型市场反应机制，探索打造能够从容应对各种尖锐挑战的新型举国体制。

2.推动社会生产力更高质量发展和突破

基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新探索与新优化，充分发挥深圳创新生态、创新文化、人才红利的独特优势和科技、产业发展的雄厚基础，依托重大科技平台、重大产业平台、重大开放平台建设发展，以科技产业创新为核心抓手，面向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强化基础创新能力建设，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公共效益的在地化转化与区域化联动辐射紧密结合；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通道，培育引领发展的未来产业，跨越表征指标的繁荣，形成具有高稳定性、高安全性的科技产业质量内核，打造世界级原始创新思想、创新成果汇聚地，成为全球生产网络、全球创新网络中举足轻重的战略枢纽。以高能区域经济体和城市群建设为抓手，构建以创新融合、产业网络、载体共建等为特征的内涵式增长模式，突破有限行政边界的物理约束和扩容、直辖的自我纠结，大步迈向以经济纽带、共荣共生为主导的无限发展空间，支撑形成世界级粤港澳大湾区的港深穗莞十万亿级经济走廊，树立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全球顶级生产力的成功样板。

3.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和理论供给

坚定“四个自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基于丰富、生动、高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强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兼收并蓄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经济理论的有益养分，有的放矢重新审视借鉴德国历史学派等经济学派的有益主张，围绕实践需求推动精密法则与经验法则的有机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世界人民增加更多制度供给的选择作出更大贡献。

40年前，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依靠特区奋斗、特区精神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结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起步到发展，取得了波澜壮阔的阶段性成就。

展望未来，尽管世界经济大潮波涛汹涌，有了更加扎实的城市发展基础和湾区综合实力，结合优势不断强化的社会主义制度，深圳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还将继续先行先试、率先垂范，必将创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伟大成就。

【作者单位：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